南怀瑾先生：儒释道三家相通，都是“内圣外王”之学

【怀师箴言】不要以为孔子、孟子的修养，和佛家、道家不一样，其事其理是和佛、道相通的，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学。


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学术思想，人人都知道在春秋战国阶段，都说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例如和庄子先后同时代的孟子，也有一段话，是对所谓圣人和神人之间的说明，几乎是同一个规范。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界定为六个步骤，他说：“可欲之谓善（一），有诸己之谓信（二），充实之谓美（三），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四），大而化之之谓圣（五），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六）”。明白了这个道理，可知中国文化在秦汉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统称为一个“道”的内涵。——《庄子諵譁》在《尽心篇》里，孟子提出来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是一段一段的工夫修养，最后到成仁的境界。我们大家做工夫也是一样，乃至学佛、修道、打坐，或者练气功、练拳术。当一件事做到了可欲，舍不得离开，一天不做就不过瘾时，这样的可欲才叫做善。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你根本连起步的境界都谈不上，善性当然没有，还谈什么修道，谈什么做学问啊！因为你没有做到可欲的境界。可欲，不管你学佛也好，修道也好，做人也好，修养没有达到可欲的境界，没有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是不会成功的。也就是说，整个的身心都投进去，才是可欲的道理，可欲才叫做善。假使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可欲的境界，没有变成欲望，变成习惯，永远在那里浮沉，就没有达到善。现在再解释什么叫做诚。“诚其身”，这个里头问题还很大，第一步达到“可欲之谓善”，第二步做到“有诸己之谓信”，学打坐修道的人，工夫到身上来了，有效果来了，自己知道，叫做“有诸己”。譬如我们写毛笔字的人，我过去也练过字，练到什么程度？坐在那里跟人谈话，这个指头在写，想那个字的味道；味道够了，赶快拿笔一写，又悟到一个道理，原来这样一钩才有功力，才合于书法，这就是“有诸己”。“有诸己”就是要上身，孟子也讲“不诚其身矣”，没有做到功夫上身，就是“不诚其身”。你是身体打坐呀，盘起腿来叫做修道啊？当工夫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找到自己了，有诸己则为信，有消息了。由这一步到“充实之谓美”，慢慢就充实起来。“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发光了，但是这个光不是有相的光明，不是物质、物理世界的光，而是智慧之光。“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你看孟子的工夫一步一步的，是孟子的密宗。孔孟都有他的密宗，他这个密宗方法传给你了，你把浩然之气那一段配合起来就会知道，孟子的确把工夫、学问、修养的心得都告诉你了。——《孟子与离娄》

不要以为孔子、孟子的修养，和佛家、道家不一样，其事其理是和佛、道相通的，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大家都需要切实反省一下，自己达到“可欲”的境界没有？尤其一般的人，逼着他盘了几天腿，搞了几天修养，但是“新起茅厕三天新”，才用功了个把月，慢慢又冷淡下去了。再过一段时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弄成三天打鱼，一个月晒网，晒网的日子越来越多，连“可欲”都没有达到，“有诸己”则更谈不到了。到了“有诸己”以后，进一步要“充实之谓美”，这个“充实”，不是自己的内部充实，而是孟子在前几章说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个时候就叫做“美”，也就是佛学中的“妙不可言”的境界了。到了这一步以后，还没有达到最后阶段的圣境，还要“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不但“充实”，而且要发展到圆明清净的光明境界，也就是禅宗说的“光明寂照徧河沙”的境界；这也是《华严经》的经题“大方广”的意思。这时虽大，但还没有到圣境。“大而化之之谓圣”，大了以后能够起神通变化的作用，有了圣智妙用，才达到圣人境界。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到了不可知，不可言的境界，就叫做“神”，修养要到达这个程度。最后“出神入化”，连自己这个圣人的境界都舍掉，没有个圣人，到达没有圣人之相，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才是究竟。孟子在这里，把圣人修养的真学问、真方法、真工夫，全部公开出来了，这就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系统原理。对于浩生不害问乐正子修养问题，孟子答复说：乐正子是在“善人”与“信人”之间，其他的四步修养，“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他还没有到。孟子《尽心篇》到了这里，对于内圣外王之学，很明白地表达出来，并没有故弄玄虚，故作奥秘的玄妙姿态。所以，不论走道家的路或佛家的路线，这个原则几乎完全是相通的。——《孟子与尽心篇》

南怀瑾先生生平简介
南怀瑾先生（1918—2012），温州乐清人。先生幼承庭训，遍读诸子。稍长赴杭州求学，曾就读于浙江国术馆、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期间，披阅了《四库全书》和《道藏》。抗战军兴，先生投笔从戎，于大小凉山地区编练自卫团，之后入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在成都时，先生从袁焕仙大居士参学，曾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阅《大藏经》。出关后，远走康藏，参访密宗上师，得诸教派印证。之后到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讲学。1949年，先生只身赴台。在台湾36年间，先生多次主持“禅七”，弘传正法；曾在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创办《人文世界》《知见》等杂志；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等文化机构，系统讲授中国文化。1985年，先生旅美客居，先后创办美国维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1988年，先生居香港讲学。期间，先生力促两岸和谈，促成了后来的汪辜会谈；并经十年努力，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的理念，主持修建了金温铁路，最后还路于民。2004年，先生回到大陆定居。2006年，在江苏吴江创办了太湖大学堂，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文化，直至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