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衍圣公家祭研究

摘要：清代衍圣公的家祭仪典，是中国传统礼制的重要部分和特殊案例。其举行家祭的空间，包括阙里孔庙内的家庙和衍圣公府家庙（报本堂）、祧庙、夹室、慕恩堂等处；其家祭奉祀的对象，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列祖先辈。因孔子不断受到历朝抬谥，祭孔已不仅是孔氏子孙之家祭，还是被纳入王朝祭典的国祭。阙里孔庙丁祭最初本为孔氏家祭，由衍圣公主持完成，后世逐渐囊括官绅、儒生等群体，兼备官私双重特点，具有振奋士林、兴起教化之效。以报本堂“时祭”为代表的衍圣公府内部家祭而言，参与者为孔氏大宗成员，极具私密色彩，能够起到约戒子弟、敬宗收族的作用。

                                                                清代衍圣公家祭研究
        祭祀，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礼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不同的祭祀对象，昭示出统治者不仅仅是表达对先人圣哲的追思和凭吊，而且还是通过祭祀来树立典范形象，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与训导。至晚自汉代开始，官方便已组织祭孔，表达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奉。嗣后列朝相承，渐致崇隆，唐宋以降祭孔被列为国家祀典。贯穿其底里的深层考量，正如明成化四年（1468）《御制重修孔子庙碑》所称：“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这段经典表述，真实反映了孔子学说之于王朝统治的价值所在，也是历代统治者从国家层面祭祀孔子的真实动因。
      然而应该看到，在孔子逝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祭孔只限于家祭层面，范围相对有限，仪制亦较疏略，远不能与后世宏猷巨制般的祀孔同日而语。已有研究指出，即便在尊孔肇端的西汉，孔子的地位也只是尊而不贵，突出表现为祭祀地域不越阙里。直至汉平帝时，始以孔子第十六代孙孔均专奉祀事。东汉建武五年，光武帝刘秀幸鲁，命官祭孔，揭开了后世遣官祭祀孔子的序幕。因此，对阙里孔庙的看护人———孔子嫡裔而言，孔庙既是家庙，也是国庙。与之相映，孔子不仅是孔氏子孙的始祖，也是后来被王朝追谥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儒家学说创始人。唐宋以降，祭孔渐成国家要典，阙里孔庙自此成为天子、臣僚、士人等各类人群往来辐辏之地。孔子嫡裔衍圣公，则每每因祭孔主体、仪式等要素的不同，游走于家祭（私祭）与国祭（官祭）之间。这一特点，在祭孔典礼最为完备、祭孔活动也最为频繁的清代，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以往研究中，虽不乏学者已注意到孔子嫡裔衍圣公的祭孔活动兼具官私两种属性，但多是侧重对仪式、程文的梳理和区分，而未将其所扮演的角色及身份转换结合起来，故在礼仪的展演实践层面稍显不足。本文拟首先对家庙、家祭的历史内涵予以梳理和界定，进而将阙里孔庙和衢州南宗孔庙相比较，展现前者在儒林士大夫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在此基础上，深入阙里孔庙和衍圣公府内部，在两处均被称作家庙的空间之内，结合建筑布局和仪程典章，分析衍圣公主持的祭孔活动。它们虽然以“家祭”的形式出现，但分别带有“朝廷命祀”和“子孙私享”双重属性。清代衍圣公的祭孔不单是孔子奉祀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类型，也堪称中国礼制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值得深入探究。

一、阙里孔庙的独特性

        嘉庆十四年（1809）九月初六日，孔子第七十三代孙、衍圣公孔庆镕自曲阜启程赴京，准备参加一月后将在紫禁城举行的嘉庆帝五十岁寿诞盛典。九月十七日，孔庆镕抵达京师，二十日在圆明园勤政殿受到了嘉庆帝召见。君臣间的对话，细致入微，主要关涉衍圣公孔庆镕的日常活动和孔府、孔庙等方面情况，看得出嘉庆帝对孔子嫡系后代的关切。谈到阙里孔庙和祭孔话题时，双方对答如下：
上曰：“曲阜的圣庙比吾们国子监圣庙高低？”奏曰：“比国子监庙高。”上曰：“你的房子在庙东边？在西边？”奏曰：“臣的房子在庙东边。”上曰：“你庙内怎么祭？”奏曰：“每逢朔、望拈香，春、秋大祭，五月、十一月有两回私祭。”
孔府档案记载的这番生动交谈，向我们展示了清代皇帝与衍圣公之间的密切互动。究其内容，盖有三点值得留意：其一，嘉庆帝深知曲阜乃孔子诞生之地，故而好奇阙里孔庙与京师孔庙的异同；其二，衍圣公在阙里的祀事殊为频繁，不仅有定期的朔（初一日）、望（十五日）上香，还在一年当中有春、夏、秋、冬四大丁祭；其三，阙里孔庙“四大丁祭”又可分为两类，即春、秋两仲月上丁大祭和夏、冬两仲月之私祭。大祭在此与私祭相对，隐含着国祭、公祭之意，说明衍圣公对家祭与国祭有其明确的界分。
        时过十年，即嘉庆帝六十岁寿诞盛典前夕，仁宗再次召见衍圣公孔庆镕，询问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孔庆镕的答复也与前回并无二致。这进一步证明，阙里祭孔诚为清帝关心的要事，每有机会便常加垂询。这些细节促使我们思考，孔庆镕等清代衍圣公如何护守阙里孔庙？他们如何一面私祭（即家祭）先祖孔子，借此敬宗收族，一面又公祭（即国祭）被王朝尊奉的先师孔子，以襄助清廷贯彻崇儒重道的治国之策？解答这些问题，无疑将加深我们对传统社会礼制、宗族及王朝统治等问题的理解。

1. 家庙和家祭
          在通常的定义里，家庙、家祭之意不言自明，分别指祭祀先祖的场所和在此空间内举行的祭祀先祖活动。家庙可与祠堂或宗祠等称；家祭则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包括寝祭、墓祭和祠祭等，狭义则专指寝祭，即宗族之中规模较小的家庭在本家住宅正厅祭祀祖先。秦汉以前，受传统宗法制约束，不同阶层人群祭祖的代次、神主规制均有严格限定。只有天子、诸侯、贵族等人方有资格建造家庙祭祖，寻常民众只能祭于寝。同时，祭始祖之权掌握在周天子等少数人手中，庶人止于祭祢即先父一代而已。此即《礼记·王制》所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及至唐代，官至六品及以上者已可建造家庙，宋代更出现了普通之家祭祀高、曾、祖、祢四代乃至始祖和始迁祖的新动向。受这种风气催使，中国的宗族社会开始出现并完成定型。
        基于报祖、敬宗的现实愿望，宋明以来，大量儒士大夫认识到了家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北宋韩琦有感于唐末五代兵革相仍、礼乐废缺的乱象，自言：“主祭以来，恪谨时荐，罄极诚悫。而常患夏秋之祭，阙而不备，从俗之事，未有折衷。”韩琦参照各家既有的家祭仪程，撰著《祠享仪》一册，希望子孙“奉而行之”。明人林希元的此种愿望更为强烈，他虽感叹自己遭谗被黜，却仍不忘建庙祭祖，理由是：“身为大夫，家庙不能建，使祖宗神主栖于颓垣破屋之下，罪何如也？”更严重后果是，非如此则“进不足以成君，退不足以成亲，既不能忠又不能孝”，实有愧于君王、祖宗。这种思路，也如有些家祭祝文所示，祭祖不单在于告慰祖灵，还在于约己率族，以期“上有尚于国，而下不辱身”，达到家国两用、相为表里的功效。
         上述定义和讨论，固然也可适用于阙里孔庙，却远不能尽括其自身特性。阙里孔庙的原初形态，本是孔子逝后，子孙后代因宅立庙，祗奉先祖之所。但随着历代君主不断加恩彰显，孔庙规制和祀典逐次完备，以致阙里孔庙兼具了家（私）、国（公）双重性格。在后世发展过程中，孔子作为先师的形象被凸显出来，受到孔子影响的人群和祭祀孔子的地域都有了进一步扩大。唐代韩愈说：“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为然。”南宋赵汝腾也观察到：“夫子与太极合德，故其祀遍于天下。”这些现象，正是随着科举制度实践和士人文化兴起，带给孔子庙祀的连锁效应。依据地点和功能等不同，孔庙逐渐形成了三种固定类型，即京师孔庙、地方学庙（通称文庙）和孔氏家庙。前两类遵从庙学一体、左庙右学的原则，与京师太学或地方县学并置而建，承载了官方宣扬统治意识和基层教化等功能。韩昌黎之谓“通得祀而遍天下”的孔庙，即主要针对地方文庙而言。相较来说，孔氏家庙则有其特定含义。

2. 阙里孔庙的地位：
兼与衢州南宗孔庙之比较
        孔氏家庙，一般专指曲阜阙里孔庙和衢州南宗孔庙（即孔氏家庙），其他流寓各地的孔氏支派宗祠不包括在内。两宋之交，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友随宋高宗南渡，后世徙至衢州，遂为家焉。此后，南宗孔氏世代繁衍，并建造家庙，遥祭阙里。及至元朝一统，南宗孔氏不复北还，衍圣公之爵专由北宗孔氏承袭。自南北宗分立、两地共祀先祖以降，阙里孔庙和衢州孔氏家庙便常被拿来比较，彼此间的意涵也互有异同。
        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官至礼部尚书的赵汝腾为新建衢州孔氏家庙撰作碑记，内称，该庙“仿曲阜之制，追鲁庙之遗，栋宇巍然，丹碧一新”。曾任衢州府教授的胡翰，也追述孔子庙祀遍布天下的过程，尤其提到南宋以来孔氏家庙南北并存的现象。至胡氏所处的元末明初，孔氏后裔“传序五十有三世，庙于鲁者，礼也；舍鲁而南者，宗子去国，以庙从焉，亦礼也”。大意是说，衢州孔氏家庙同样是孔氏子孙奉祀先祖之所，意义非同寻常。
清康熙前期，总督浙江军务的李之芳，曾在平定耿精忠之乱时率军驻衢。李氏籍出山东武定，地近曲阜，所以很自然地就把衢州孔氏家庙与阙里孔庙进行比较，他说：“自唐开元后，郡邑皆立孔子庙，有司岁时奉祠，至于今不废。而为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惟曲阜与衢州耳。”阙里孔庙“庙堂、车服、礼器多存古制，瞻仰于斯者，咸肃然如游三代之世”；衢州孔氏家庙除了奉祀先祖之外，也为士人拜谒孔子提供了便利：“数百年来，东南之士不克重趼裹粮，以登洙泗之堂者，俎豆羹墙，于焉是寄。”这一功能，其实在阙里孔庙体现得更为明显。
        比较可见，曲阜阙里孔庙与衢州孔氏家庙是严格意义上仅有的两处孔子家庙。在庙宇建制、仪程规范等方面，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可资参照和比较的标准。究其原因，最主要者在于阙里乃孔子生长和终葬之地，保存了孔子生前一系列活动遗迹，身临其地，便如亲接孔子其人，非徒具庙祀而已。另外，由统治者赐封的孔子嫡裔衍圣公世居曲阜，专司奉祀，历史上多位帝王躬临拜谒，更增加了阙里的“神圣性”。清前期史臣杨椿，亲身体验过阙里孔庙与衢州孔氏家庙的异同，如其所说：“某前在登州，往来曲阜，拜圣人之陵，入庙堂，瞻遗像，未尝不叹圣泽之远也。比来衢州，州于宋时为辅郡，孔氏家庙今在焉。祗谒之余，如登阙里，其子姓在州者，咸龂龂有邹鲁之风。”杨氏之语，看似并颂南北两处孔庙，却也能从中读出对阙里孔庙的偏重之意。由此，阙里孔庙的独特性便很容易为人识知：既带有孔子故里的光环，又具有孔氏家祭与国家祭祀的双重意义。
         从皇帝到士人再到孔氏子孙，无不对阙里孔庙的特殊地位有着深刻认识。明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为阙里孔庙重修竣工特撰碑记，碑文指出：“古之圣贤，功德及人，天下后世立庙以祀者多矣。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及其故乡，靡不有庙，自天子至于郡邑长吏通得祀之，而致其严且敬，则惟孔子为然。”坐落于孔子诞生地的阙里孔庙，其地位又非同一般，因此务期“宏深壮丽，视旧规有加”。武宗正德年间，肩负守土之责的罗凤，积极为孔庙造设祭器，出发点即是“惟阙里实道化之攸始，庙庭耸天下之具瞻，报祀孔殷，礼乐夙备”。
这些表述只是从理论层面肯定孔子及阙里孔庙的地位，而亲自参与祭孔之人，或沐恩于孔子遗泽的孔氏子孙，他们的感受无疑更加真切。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上丁，山东按察使司佥事任塾致祭阙里孔庙，旋被先师诞生地的浓厚礼风所浸染。事后，任氏作文追记称：“粤稽天地为神之祀，载在□甲者，岁一举行，然不能遍之天下。惟我夫子，则每岁春、秋二仲，自京师太学，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声教所通，无不崇祀。而在阙里之庙，则我夫子钟灵之地，车服礼器在焉。每岁制为四祭，其俎豆干羽舞□升降之节，视他郡国更为严重。”任氏目睹阙里孔庙的祭孔仪典远比其他地方繁杂而隆重，带给人的感受也尤为深刻。究其根源，则在于孔子生卒于斯，自应有与之相匹配的仪典，所谓“阙里庙祀，非他处可拟也”，准确道出了此间旨意。与之类似，孔子第六十九代孙、清代著名学者孔继汾（父为衍圣公孔传铎），深入描述过阙里孔庙的枢要地位，也解释了这种特殊现象之能形成的原因：
       先圣师表万世，汉魏以来，秩祀儒宫，内而京师，外而郡国，远而边儌偏陬，咸饬酒醴笙簧，春秋享礼，重以昭代，圣圣相承，尊师尤切。礼乐之数，极明极备。士人自束发游庠序间，畴弗修鼓箧之文，乐弦歌之化。乃搢绅先生经东国者，辄纡涂，道邹鲁，叩谒宫墙，低回瞻拜之余，复殷殷谘问，冀尚见所未见，而闻所未闻。此岂阙里规模果殊于他郡邑哉？亦谓地本先圣故乡，井邑不改，子孙百世，缵修俎豆，作宾于王家。其车服礼器，万有存者。而鲁国诸生，近圣人居，诵其诗，读其书，习其礼，流风余蕴所渐，自彬彬如也。矧为后裔者，忝承祖教，荷国恩，上之纡青拖紫，下亦儒服儒冠，不侪于编伍。当滋明备之期，敢弗疆勉训，以翊雅化而孚人望。
在这段文字中，孔继汾着重表达了两层意思，均应引起注意。第一层，阙里孔庙对于士人具有特殊意义，所谓“低回瞻拜之余，复殷殷谘问”，以至于孔继汾不免好奇“阙里规模果殊于他郡邑哉”？第二层，孔继汾尝试分析了阙里孔庙“神圣化”现象背后的原因，他给出的答案是此地“本先圣故乡”，故而能够留存夫子“流风余蕴”，供人凭思。
     透过所引皇帝、臣僚和孔氏后裔的相关文字，足可看出阙里孔庙实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接下来的问题是，阙里孔庙既然被称作两处孔氏家庙之一，却为何又能频频接访包括帝王、官员在内的具有官方身份之人？阙里孔庙是如何在公私双重意义之间转换的？欲解答这些疑问，离不开对孔庙及孔府等凡充当家祭场所的空间以及衍圣公在不同场合所举行的相应祭祀仪典的讨论。

二、衍圣公的家祭空间

1. 阙里孔庙内的家庙
阙里孔庙的公私双重特性，表现有二：其一，此庙本为孔子故宅，迨孔子逝后，后世子孙因宅立庙，此为私的层面；其二，汉高帝以降，祭孔之举渐受统治者重视，官方色彩不断强化，此为公的层面。所以，孔子嫡裔衍圣公护守阙里孔庙，不可避免地随之调整身份，呈现出家祭和国祭之双重特色。为适应衍圣公的此类需求，孔庙内的建筑布局也作了特殊设计。
今日所见阙里孔庙，是汉代以来不断扩建的结果。无论殿庑分布，还是庙貌环境，均随着各时期孔子的地位而发生变化。自曹魏黄初二年（221），魏文帝命鲁郡修阙里旧庙，置百石卒史加以守卫，阙里孔庙或宏丽或毁破的状态，均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据统计，阙里孔庙在历史上共经历过十五次大修、三十一次中修和数百次小规模的修葺。其中，明清两代的修缮工程最为繁多。现今孔庙的规模和建制，基本上是在清雍正、乾隆时期确立下来，占地三百二十余亩，庭院共九进，主要建筑包括：五殿（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启圣殿、启圣寝殿）、一阁（奎文阁）、一祠（崇圣祠）、两庑（东庑和西庑）、一坛（杏坛）、两堂（诗礼堂和金丝堂）、十三碑亭、五十三座门坊等。这些殿、阁、堂、庑等建筑，沿孔庙中轴线左右分列，每座或每组建筑各自承担特定功能，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阙里孔庙祭祀空间。择其重要者分述于下。
大成殿：九间，中奉至圣先师孔子像，执镇圭，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左右列四配、十二哲先贤像，执躬圭，冕九旒，服九章，东西向，皆元衣香。寝殿：七间，奉孔子夫人亓官氏神主。圣迹殿：五间，制如寝殿，藏圣像及圣迹图诸石刻。启圣殿：五间，奉启圣王、孔子之父叔梁纥像，执躬圭，冕九旒，服九章。启圣寝殿：三间，奉启圣王夫人、孔子之母颜徵在神主。奎文阁：七间，位于大成门之南、同文门之北，藏朝廷赐书和墨宝。崇圣祠：五间，中祀肇圣王、孔子五代祖木金父公，左祀裕圣王、孔子高祖祈父公，右祀诒圣王、孔子曾祖防叔公，次左祀昌圣王、孔子祖伯夏公，次右祀启圣王、孔子父叔梁纥公，俱为神主。以先贤颜氏（无繇，颜回之父）、曾氏（点，曾参之父）、孔氏（鲤，孔子之子、子思之父）、孟孙氏（激，孟子之父），东西两龛相向配享。东西两庑：分列大成殿阶下，杏坛左右。东庑奉公孙侨以下先贤四十人和公羊高以下先儒三十九人；西庑奉蘧瑗以下先贤三十九人和穀梁赤以下先儒三十七人。金丝堂：位于杏坛之西，正殿五间，贮藏乐器，祭孔之前在此演习奏乐。诗礼堂：位于杏坛之东，正殿五间，本为纪念孔子教子孔鲤学诗学礼而建，后发展为孔氏族人祭祀时斋居之所。如遇皇帝亲祭阙里，孔氏后人在此进讲。
上述所列多进建筑，颇与今人观览孔庙时着意关注的对象相吻合，也是清代士人拜谒孔庙、帝王亲祭或遣官祭祀阙里孔庙仪程中必加献祭的重要部分。这便不难理解，大成殿用九间极数建制，覆以黄瓦，以示尊贵；孔子亦以天子冕服加身，俨若帝王之尊；包括孔子父母在内的先世五代，都被加封王爵，处处展现了阙里孔庙作为国庙的显著特点。
但孔庙内的建筑远不止此。在孔庙东路、崇圣祠后方，另有家庙、神庖、后土祠等，孔庙西路则有焚帛池、神厨等。其中，功能最为特殊的应属孔氏家庙。

孔庙内的孔氏家庙，奉祀对象历代不尽相同。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阙里孔庙的资料显示：“（奎文阁）左为家庙：正门一间，南向。正庙五间，中以先圣为始祖，左、右二祧庙则二世、三世也。二昭二穆，东西向，则宗子之高、曾、祖、父也，俱考妣一龛，如《家礼》制。东、西二厢谓之别室，宗子奉祀官遇祭期，散斋其中。其后曰寝殿，藏历代木主于壁，左右壁橱四架，藏先世之衣冠、琴、书，八节荐新于寝庙。”至清代，“家庙五间，中祀始祖考妣，左祀二世祖考妣，右祀三世祖考妣，又左祀中兴祖考妣”，宗子衍圣公的高、曾、祖、祢四代先辈神主，则移奉别处另祭。不难发现，明清两朝阙里孔氏家庙奉祀的对象已有很大变化，前后相延的共同点则是，孔氏家庙中的孔子褪去了加诸其身的各种华衮荣封，只以孔氏家族始祖的面貌出现。二世祖孔鲤、三世祖孔伋和“中兴祖”第四十三世孔仁玉，也被安排在家族传承序列之中同时受到奉祀，丝毫不以官爵示人。

孔庙内的孔氏家庙，奉祀对象历代不尽相同。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阙里孔庙的资料显示：“（奎文阁）左为家庙：正门一间，南向。正庙五间，中以先圣为始祖，左、右二祧庙则二世、三世也。二昭二穆，东西向，则宗子之高、曾、祖、父也，俱考妣一龛，如《家礼》制。东、西二厢谓之别室，宗子奉祀官遇祭期，散斋其中。其后曰寝殿，藏历代木主于壁，左右壁橱四架，藏先世之衣冠、琴、书，八节荐新于寝庙。”至清代，“家庙五间，中祀始祖考妣，左祀二世祖考妣，右祀三世祖考妣，又左祀中兴祖考妣”，宗子衍圣公的高、曾、祖、祢四代先辈神主，则移奉别处另祭。不难发现，明清两朝阙里孔氏家庙奉祀的对象已有很大变化，前后相延的共同点则是，孔氏家庙中的孔子褪去了加诸其身的各种华衮荣封，只以孔氏家族始祖的面貌出现。二世祖孔鲤、三世祖孔伋和“中兴祖”第四十三世孔仁玉，也被安排在家族传承序列之中同时受到奉祀，丝毫不以官爵示人。

孔氏家庙建造在阙里孔庙之内，虽然两者奉祀对象存在交集（如均奉祀孔子），但祭祀初衷、庙宇规制等无不有着明显差异。相比大成殿的恢宏，孔氏家庙则显得黯淡许多。明朝时已有人已注意到，位于孔庙之东偏的五间家庙，“祀先圣、二世、三世及中兴祖，俱考妣，一如《家礼》制，孔氏子孙私祠也”。“私祠”二字折射出的隐秘特点，使得来此参观的士人自觉遵照既定路线，到大成殿等“公祭空间”祭拜孔子，以免窜入孔氏家庙等“私祭空间之中”。《使鲁记》作者陈垲，曾在嘉靖十二年（1533）前往阙里谒庙参拜。观览完孔庙内的多处建筑后，陈氏“左瞻家庙”，深知此为“孝思之所”，遂驻足不前，可见他对孔庙内的公私空间有着清晰界定。至清代，孔继汾进一步指出：“阙里乃孔氏之家庙，有异于国学及天下郡县者也。”尽管这一论断有遮掩阙里孔庙国庙特性的一面，但确实揭橥了其承载的家祭功能。下面一段话，就是孔继汾以“家庙祝文”的格式和内容，对孔庙家祭与国祭作出的清楚区分：
家庙时祭，与大成殿、崇圣祠释奠不同。大成殿主祀至圣先师，故祝文云：“配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崇圣祠亦然。家庙四时祫祭，自宜云：“几十几代孙、袭封衍圣公某，敢致祭于始祖考至圣先师文宣王，始祖妣至圣先师文宣王亓官夫人；二世祖考泗水侯，二世祖妣泗水侯夫人；三世祖考述圣沂国公，三世祖妣述圣沂国公夫人。四十三世祖考文宣公，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元配裴夫人，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继配李夫人。”云云。其仪注，亦应遍献帛爵毕，乃诣读祝位跪，读祝者读祝。旧来献始祖毕，即读祝，而其文曰“以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兴祖考妣祔”，似非祫享之义。
庙祭祝文中对先祖称呼的差异，昭示出在不同的祭祀空间内，被祭对象的身份有其特定内涵，祭祀呈现的意义也不尽一致。有学者注意到，阙里孔庙虽然是被列入国家祀典的庙宇，但因其原初形态为孔子故宅，所以家庙意味浓厚。进而认为，奉祀孔子父母的启圣祠和寝殿等处，均可算作家祭形式的建筑。应看到，判定孔庙公私属性最显见的标志，即是献祭者以何种身份前往孔庙各祠、殿致祭。作为孔子嫡裔后代，衍圣公既是孔氏宗子，也是官方赐封的公爵，他能在家祭与国祭两类祭孔活动之间转换，正得益于这种双重身份。置身于阙里孔庙中的家庙时，衍圣公纯系代表孔氏宗族来致祭先祖孔子，故祝文起首自称“几十几代孙”，陪同祭祀者也均为孔氏族人。除了孔庙内的家庙，另外可供衍圣公举行家祭仪典的重要空间则坐落于孔府之内。

2. 衍圣公府内的家庙
衍圣公府，亦称圣府、圣公府，俗称孔府，是孔子嫡系子孙世代居住的私家宅邸，兼具官署的功能。北宋仁宗年间，即敕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衍圣公”封号之初，衍圣公爵称虽然较崇，但品秩并不高，是以没有完备的府第。直至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极力笼络衍圣公，不仅先后多次召见五十六代孔希学、五十七代孔讷父子，而且极大地提升其品阶，且朝班时列文臣之首，衍圣公府即创建于此时。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衍圣公府（含建府之前宅邸）的地理位置、建筑格局都有过较大变化。宋元时期，衍圣公宅邸建于今曲阜旧城，即宋代仙源县治所在地。明嘉靖朝，出于护守林庙的考虑，曲阜县移城卫庙，同时在孔庙东邻新建衍圣公府。不久之后，万历元年（1573）刊刻的《兖州府志》已记载：“衍圣公府，在先圣庙东，与庙东便门相邻。”本文开篇所引孔子第七十三代孙、衍圣公孔庆镕答复嘉庆帝说“臣的房子在庙东边”，即是此谓。关于其格局，有史料描述称：“正厅五间，后厅五间，东西司房各十数间，外仪门三间。”至明季，孔子第六十五代孙、衍圣公孔胤植等增修《阙里志》时，对衍圣公府的描述总体如旧，证明其建制在此期间并无很大变化。
明代衍圣公府已经基本形成了后世的规制：总占地二百四十余亩，建筑呈左、中、右三路分布；院落同样为九进制；房间四百六十余间；等等。之所以有此庞大规模，乃因明初以降君主尊奉孔子泽及后昆，随之带来了大量的恩拨祀田与实物颁赏，为修葺或扩建衍圣公府提供了条件。李东阳所作的衍圣公府大门联语“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偕天不老，文章礼乐圣人家”，直观描绘了衍圣公府的权势地位。
清代衍圣公府延续明代规制，前置官署，后设内宅。官署部分包括仿照中央六部建立的六厅，即管勾厅、百户厅、典籍厅、司乐厅、知印厅、掌书厅。各厅人员分司其职，均由衍圣公题授和统领，维持衍圣公府正常运转。而且，由于内宅部分一向秘不示与外人，故衍圣公府上下呈现出来的更多是其官衙气息。但就其最基本功能来说，正如孔子第七十四代孙、衍圣公孔繁灏所言“虽名公署，赐第也”，本质上乃衍圣公家族的私家居所。这一特点，从衍圣公府的建筑布局上也可得到印证。
在衍圣公府东路，即约位于中轴线上三堂左侧的位置，有几组建筑即是衍圣公在宅邸内举行家祭的“私人空间”。现将主要建筑分述如下。
报本堂，通称家庙或近祖之庙，堂五间，遵循左昭右穆原则，奉孔子第五十四代孙、衍圣公孔思晦夫妇和当世衍圣公的已故五代先辈夫妇。孔思晦（1267～1333），字明道，孔子第五十四代嫡孙，是孔氏家族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因在赵宋南渡以及蒙元崛起的长期动乱中，孔氏后裔受到了宋、金、元等政权抢夺争立，这也导致此期间阙里孔氏谱系传承较混乱。直至元朝一统后，仁宗雅尚儒术、关注孔系时，才特命细查孔子后裔当袭爵者何人。翰林待制元明善以思晦之名对，仁宗亲核无误，乃罢在任衍圣公孔思诚（因其非嫡），改立思晦，并授中议大夫。所以，孔思晦对随后的衍圣公家族后代而言，实有“正宗”或曰“正嫡”之功。另外，孔思晦鉴于唐季五代之时“孔末乱孔”的惨痛教训，尤其注意考辨家族世系，编制了《孔氏宗枝图记》，以此防止伪孔冒入。即孔继汾所述：“五十四代公（孔思晦），始正嫡封。适承大乱之后，于祖庙礼乐之事，兴复为多。”后世子孙为感念孔思晦的功劳，取“报本返始”之意，特建报本堂，以孔思晦夫妇神主居于中室。堂内所供当代衍圣公的近祖及布局，以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承继衍圣公之时为例，包括：（高祖）七十二代宪培、夫人于氏居左室，（曾祖）七十三代庆镕、夫人毕氏居右室；（祖）七十四代繁灏、夫人方氏居次左，（祢）七十五代祥珂、夫人彭氏次右。所有神主俱南向，待五代祖“满额”后，则将最先一位神主移至祧庙中。
祧庙，一名祧省，位于衍圣公府东路、报本堂正北，与报本堂前后相连。共三间，奉藏孔子第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以下、凡庙毁之祖考妣的神主。所谓“庙毁”，系指五代以上的先祖，因时久亲尽，无法进入家庙之中。孔子曾说：“亲尽庙毁，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岁之大尝而报祭焉。”除了始祖孔子和二世祖孔鲤、三世祖孔伋、第四十三代“中兴祖”孔仁玉、第五十四代孔思晦等少数极重要家族人物外，其他已故衍圣公先辈，便遵从五世亲尽的原则而随之庙毁，每岁在祧庙受到大尝报祭。
夹室，位于报本堂东南，三间，奉祀因上代衍圣公无嗣，而由非嫡长子承祧的衍圣公的本生父祖。清前期，夹室内只有孔子第六十五代孙、衍圣公孔胤植之祖贞宁、父尚坦。因六十四代孔尚贤之子早亡，遂以其叔父贞宁之孙、尚坦之子胤植承爵。孔贞宁、孔尚坦本非嫡长，所以不能进入报本堂或祧庙之中，而只能在此奉祀。至清中后期，又增加了孔子第七十三代孙、衍圣公孔庆镕的生父孔宪增。因七十二代孔宪培无子，遂以弟孔宪增之子孔庆镕为嗣，孔宪培逝后，则由孔庆镕袭爵衍圣公。孔庆镕担任衍圣公时方幼，府务多赖生父孔宪增主持，孔宪增也被封为衍圣公，但逝后仍必须严格按照礼制规定，于夹室奉祀。
慕恩堂，位于衍圣公府东路，与三堂院落的东册房左右相接，是一座独立院落。正堂五间，奉祀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和夫人于氏。如前所述，孔宪培身后无子，嗣子孔庆镕承袭衍圣公。在孔庆镕继嗣过程中，包括承爵初期，都得到嗣母于夫人大力提携和辅助。为表达对孔宪培和于夫人的感念，孔庆镕在于夫人逝后特建慕恩堂，请来苏州名师制作行乐图，并为二人遗像每日供膳，所有程序一如生前。
上述几组建筑，除了报本堂通常称作家庙外，慕恩堂、祧庙、夹室等建筑院落也与报本堂一道，构成了衍圣公展开家祭活动的私密空间。加上阙里孔庙内的家庙，我们或可将其统称为衍圣公的家祭空间。相较而言，阙里孔庙内的家庙建筑承载的主体包括了阙里孔氏族众，而衍圣公府内的报本堂等建筑，则主要面向衍圣公即孔氏大宗一系，故孔继汾称之为“孔氏大宗之家庙”。另外，因前者处在阙里孔庙之中，难免有公祭和私祭并举的时刻；后者却只施之内宅，纯系家族事务，能够避开孔庙内的公祭场域。除了衍圣公府内的大宗家庙外，阙里孔氏尚有六十户小宗，“小宗之支子孙，又各自以始分支之祖，别于其家立庙奉之”。奉祀始祖孔子等活动，仍须由大宗衍圣公来完成。
从阙里孔庙内的孔氏家庙，移步至衍圣公府内的慕恩堂等院落，衍圣公均是以孔氏宗子的身份祭拜历代先祖。尽管各自建筑格局、奉祀对象会有不同，背后传达的意蕴也存在差异，但这些地方均系衍圣公举行家祭的私密空间。其对族众产生的示范、教化和统束作用，补充了国祭孔子重在宣扬敬祖忠君、崇儒重道等思想的不足。下文将列取衍圣公在阙里孔庙和衍圣公府内举行祭祀时的相关仪典，并比较其间异同，以此观察衍圣公扮演的相应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