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泽仁：明《重修漆桥孔氏家谱》所见蒙元衍圣公文书—兼论明中叶优恤圣贤后裔的政策与实践

明《重修漆桥孔氏家谱》所见蒙元衍圣公文书

—兼论明中叶优恤圣贤后裔的政策与实践

项泽仁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第八卷《嘉靖年间重修漆桥孔氏家谱》收录了一道元至正八年衍圣公孔克坚签发给江南溧阳孔克齐的《家庙张挂榜文》，文书主旨系宣布克齐一族确为流寓他乡的嫡派圣裔。泰定三年，元廷基于时人冒充圣裔窃取优待的现状，规定之后享受优待者须经孔氏族长验明正身，此前孔文升未经验身便享优待。至正初年，冒充圣裔现象愈演愈烈，阙里方面提出辨验谱牒与前代文凭的对策。这时文升之子克齐携带旧谱与南宋衍圣公孔洙确认克齐堂祖孔淙孙身份的保状前往曲阜，以创庙祭祖为由乞求衍圣公出榜照验。经族长勘验无伪，克坚出榜付克齐收执。正统元年，明廷褒崇道学，优恤圣贤后裔，克齐叔父文昱之玄孙溧水孔安携带旧谱与元代榜文到官辨验。因各级衙门推诿，优待一事无果。孔安藉出粮赈灾、赴京谢恩之机将此事状告至行在通政司，并成功取得衍圣公孔彦缙支持，终沐新朝恩泽。宋儒司马光的山阴后裔可能通过出示 “耆英图卷轴” 或宋代告身等祖先旧物得享明廷优恤，这说明异代文书在明中叶寻访圣贤后裔过程中发挥着超越王朝交替的持久影响力。

关键词：谱牒；文书；衍圣公；孔克齐；司马光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借鉴”（LSYZD21006）阶段性成果。

蒙元时代的衍圣公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姚从吾、陈高华、萧启庆等先生围绕衍圣公复爵、袭爵、让爵等史事展开考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关于衍圣公签发的文书问题，则鲜为学界留意。高桥文治称，玄门掌教大宗师和释教都总统发给的文书今日仍存，但袭封衍圣公发给的文书恐怕一道也未保存下来。这一感慨当与《元典章》等常见文献未曾翻录相关资料不无联系。山东曲阜孔庙现存一通《学田地碑》，其上镌刻衍圣公签发的文书一道。因左侧损毁，文书性质及时间不明，该文书是已知唯一一道刻于碑石的衍圣公文书。本世纪初，官纪子披露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年（1497）刊《新安文献志》所收《元给孔子孙游学文凭》（以下简称《文凭》）。该《文凭》是至正（1341—1368）初年衍圣公孔克坚发给流寓徽州的孔端朝（四十八世孙，后改名为端木）之七世孙孔克焕等人的文书，持此《文凭》者可以享受向游学之地的庙学、书院支取米钞的待遇。官氏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的纸本文献或可成为蒙元衍圣公文书研究的增长点。

2018年，《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以下简称《孔档明代卷》）出版，全书计三册六十二卷，第八卷《嘉靖年间重修漆桥孔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收录衍圣公孔克坚发给江南溧阳孔克齐的榜文一道。通过解读该文书，本文旨在揭示蒙元后期优恤圣裔政策的实态及溧阳孔氏与衍圣公的互动。明代漆桥孔氏纂修谱牒时为何收录蒙元时代的衍圣公文书，这一举动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背景，以上数点均是笔者试图解开的课题。

一、孔桧及其后裔

孔桧，字圣植，孔子四十二世孙，浙江平阳派始祖。据《孔子世家谱》记载，唐天祐年间（904—907），孔桧以明经授秘书郎，任兖州参军。后梁乾化三年（913），洒扫户后裔孔末见孔氏门祚衰弱，欲冒圣裔，遂将阙里孔氏诛杀殆尽，四十二世嫡长孙孔光嗣亦在动乱中遇害。孔桧与族弟孔庄逃离阙里，至汴州失散。乃南渡至闽，至温阻于兵乱，遂居平阳，吴越征不仕。卒后葬于瑞安净水山，墓碣题曰 “唐袭封文宣公曾孙之墓”。孔桧育有三子，长名演，次名湙，三名泗。长支、三支传十余世后或黯然绝嗣，或人丁萧条，唯二支瓜瓞绵绵。四十三世孙孔湙生三子，长曰汾，次曰源，三曰溢。汾、溢两支传十余世几近绝嗣，独孔源一支人丁兴旺。然而孔氏之在江南者，非始于孔桧。四十世孙孔绩，唐吉州推官，居于新淦。四十一世孙孔仲良，莆田县令，寓居莆之涵江。孔桧南迁后，由于温州、莆田距离相近，两地孔氏 “岁时馈问，庆吊相往来”。

光嗣之子仁玉幸免孔末之乱，成年后袭封文宣公，中兴孔氏，阙里圣脉得以延续。宋金交锋，阙里孔氏历经建炎兵燹，“独四十七代孙中散公讳传与四十八代孙袭封公讳端友及右司公讳端木，四十九代孙知府公讳瓒、□簿公讳琯五位挈家随驾南渡”。衍圣公孔端友与其子孙寓居衢州，史称 “孔氏南宗”。族叔孔传一支同居衢州，史称 “衢州派”。经此动乱，阙里孔氏离散各地，不复相闻。孔传编纂《东家杂记》时曾谓：“祖壁之遗书、阙里之陈迹，尚可追寻于传闻之近。独族党散离者，其踪迹不可得而寻。”阙里孔氏南迁，缩短了与宋代以前流寓江南圣裔的距离。地缘接近，为宗派间的交往创造了必要条件。衢州、平阳两地圣裔的往来，最早可追溯至绍兴十三年（1143）。是年，孔传长子孔端问听闻平阳派五十世孙孔履常（四十四世孙孔汾的六世孙）调任衢州常山尉，因加访求。孔履常出示阙里旧谱，与衢州根系本同，流派未远。两族相聚，序少长讲拜于庭。孔端问感叹道：“尝以骨肉散亡为恨，今幸一见焉，岂不快哉？”随着江南圣裔群体交往日益密切，合修族谱被提上日程。平阳派五十三世孙孔淐孙教授三衢，以温之旧谱与衢谱合而为一，锓板于衢；五十四世孙孔公定（四十四世孙孔源十世孙）教授南康，将衢州之新谱与阙里及江西之谱合为一谱，锓于南康。

平阳派四十四世孙孔源三代单传，曾孙孔平（四十七世孙）二子，长曰彦，次曰逵。孔逵四代单传至贵敬（五十二世孙），贵敬三子，漟孙、潼孙、淐孙。潼孙于南宋德祐（1275—1276）末年除建康路教授，宋元交战，道阻不可还，因居建康。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公事赴大都，卒于临清，长子文升扶柩归葬建康。诸弟文昪、文得、文昱，长者方十岁，幼者尚在襁褓。家贫累众，不能复归温州。文升娶于溧阳，携诸弟就外家居住，遂为溧阳人。文昱成年后，娶于溧水游山乡，因家漆桥，育载贤、载良、载能、载正、载明五子。大德三年（1299），孔文升续修谱牒，延请赵孟頫作序。明代中期，文昱玄孙孔公约（五十八世孙）与兄长公谧之子孔彦伦（五十九世孙）以五十五代以后世系阙失，萌生续修之念。后因溘然离世，续修工作遂止。成化十七年（1481），文昱六世孙孔承敏（六十世孙）与族中同辈孔承谅、孔承瓒（彦伦三子）思继前人之志，辅以五十九世孙溧阳宗叔孔彦季所续之谱，合七代字讳行派增入。弘治五年（1492），明廷升溧水县高淳镇为高淳县，割游山等七乡隶之，漆桥孔氏遂由溧水人氏变为高淳人氏。嘉靖年间（1522—1566），六十三世孙孔慎（承谅曾孙）以成化旧谱旷代无刻，唯恐散乱亡失，与叔祖六十一世孙孔弘沂（承瓒长子）、族弟孔戬、孔忱（戬、忱均为承谅曾孙）谋划续修之事。池阳（今安徽池州青阳）章时曾旅居漆桥孔氏家中，异其长幼尊卑有邹鲁遗风，询问方知为孔圣嫡派后裔。嘉靖三十三年（1554），章时又抵漆桥。孔氏族人出示《阙里志》与旧有谱牒，嘱托章时编次，逾年始成，此即《孔档明代卷》所收《家谱》。

二、衍圣公的文书

《家谱》开端附嘉靖三十五年（1556）丰城李玑撰序文一篇，已残。之后为目录，目录后附四篇序文，分别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十三世孙孔慎撰《重修族谱序》、嘉靖三十四年孔忱撰《重修族谱序》、嘉靖三十五年六十一世孙孔弘沂撰《漆桥孔氏重修家谱论》及嘉靖三十四年章时撰《漆桥孔氏家乘引》。据目录所示，正文分七卷，现仅存首卷与前三卷。首卷分《谱序》《敕命》《文移》《凡例》四部分，卷一为《源流》及《世系·一世至五十五世》，卷二为《世系·五十六世至六十世》，卷三为《世系·载良公位下六十一世至六十五世》，卷四为《世系·同上》，卷五为《世系·载明公位下六十一至六十五世》，末卷为《士林杂赠·传志、诗什、文序》。嘉靖年间重修谱牒的四位主事者，孔弘沂（六十一世孙）为文昱五子载明（五十五世孙）的六世孙，孔慎、孔戬、孔忱（六十三世孙）均为文昱二子载良（五十五世孙）的八世孙，因此卷三至卷五收录了载良、载明两人的后裔世系。

尽管《孔档明代卷》收录的《家谱》已非完璧，但仍因首卷辑录的《敕命》《文移》大放异彩。《敕命》辑录明正统年间（1436—1449）英宗朱祁镇敕命一道，《文移》收录宋元文书各一道、明代文书三道，分别为《宋袭封衍圣公孔承奉保明温州孔淙孙等赴国子监试状》《家庙张挂榜文》《袭封衍圣公府札付》《溧水县下帖》《衍圣公府执照》。明代文书遇“圣”“皇”“上”“钦”等字换行顶格，元代文书通篇不曾顶格，这种现象也许是改朝换代在纸张上最为直接的反映。兹将《家庙张挂榜文》迻录如下：

01 皇帝圣旨里，宣圣五十五代孙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

02 准族长孔之安状呈：

03 尝谓祖林世守，祀典所遵。唐季俶扰，子孙始各散居。靖康乱离，族党又从

04 南渡。所以江南宗派，其由本出于斯。切见近年以来同姓孔氏多自妄指宣圣

05 远裔为名，或有隐然窃迹强附之者。虽已诈称于乡里，实难考其源流。若不

06 辨验姓氏所从，分别诚伪，久后必致混淆污杂，深恐有负圣朝嘉崇宣圣子孙

07 之美意。如蒙将谱牒通行参照会验，温、衢族长秉执公论，订正定本。转关

08 省部印缝勘合，发下奎文阁典籍掌管，以凭稽考，诚为允当。呈乞照验施行。

09 得此。看详：经史所载，典籍所传。天下氏族，难拘一体。孔氏嫡派子孙世守林

10 庙者，已有《祖庭广记》明白可见。寓居江南者，须得前代文凭辨验无伪。

11 照得孔族自丁酉年扎鲁火赤也可那演忽都虎、斡鲁不、众扎鲁火赤那

12 演奏奉圣旨：

13 蠲免孔氏子孙赋役。

14 钦此。在后袭封申准孔颜孟三氏并庙户一应丝绵、颜色、税石、军役、大小差发，

15 尽行蠲免。钦荷国恩，永为定例。

16 又照得省部元议：

17 泰定三年七月呈准：

18 照得孔氏已有袭封衍圣公、曲阜县尹等职名，世世褒崇。近年以来，但

19 系孔氏子孙者，历儒教一任，俱于从八品流官内迁用，其间宗派无凭稽

20 考。以此参详：此类人员，今后合从孔氏族长保勘明白，依例定夺。如

21 不经保勘者，止于教官一任升转。如蒙准呈，本部为例遵守。

22 呈奉都堂钧旨：

23 送吏部，依上施行。

24 奉此。

25 伏惟我元圣朝尊崇宣圣，恩泽子孙。不与庸调科役，又蒙优除出身。历代以来，

26 莫盛于此。以此参详：合准族长孔之安所呈，订正谱系文字，三氏子孙教授选保

27 族中年高德邵之人，一同监修校勘。相同为定，以凭稽考。施行间，又准宣圣五

28 十五代嫡孙孔克齐状呈：

29 侍父亲前建康路上元县尹孔承事，寓居本路溧阳州。切念道途远涉，不能时

30 奉祖林。今将所置到民产修创家庙，春秋祭祀，以思报本，呈乞出给榜文照

31 验。

32 得此文字，族长照勘是否明白，从实呈来，以凭施行。去后回准族长孔之安呈：

33 考订林庙谱系相同，委系宣圣嫡派子孙户计。虽寓江南，即系一体事理。所

34 据建立家庙，实为忠孝之源，拟合出榜照验施行。

35 准此。除关省部给降明文照验外，合行出给文榜，付江南嫡派孔氏家庙张挂，更

36 为转送所在官司照验施行。所有榜文，须议出给者。

37 右付

38 宣圣五十五代孙孔克齐收执，准此。

39 印 印 印 印

40 至正八年正月十一日给

41 榜 押

《家谱》收录的文本不过是一纸抄件，与原文书存在一定距离。据田中谦二的研究，蒙元公文开头与末尾用词匹配规律为“准—准此”“据—得此”。衍圣公批准孔之安的状呈（第03—08行）与孔克齐的状呈（第29—31行），皆作“准—得此”。之后批准孔之安的状呈（第33—34行），却作“准—准此”，抄件用词似有不确。立于陕西西安碑林的《府学公据碑》称“王相府：据京兆路府学教授孟文昌呈……相府准呈”，似乎带有“据—准此”的痕迹，《元典章》中亦存在“准—得此”的词例，因此恐怕难依田中氏总结的规律断定《家庙张挂榜文》用语有误。另外，文书还存在三处明显错误。第11行“花”字为“众”字之讹，第21行“呈准”应作“准呈”，第23行“止”应作“上”。以上数点可能是抄写者传抄或刻工制版时产生的。考虑到书写文书时出现错字的例子不少见，也不排除文书原件即是如此。

榜文发端语作“皇帝圣旨里”，此处意为“钦奉皇帝圣旨”。文书发出者为宣圣五十五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克坚，孔克坚为五十四代孙袭封衍圣公孔思晦之子，后至元六年（1340）袭爵，阶嘉议大夫（正三品）。关于孔克坚升中奉大夫（二品）的确切时间，文献记载多有抵牾。如宋濂为孔克坚所撰墓志铭载：“至正六年，中书以公爵与阶不称，奏升之。制授中奉大夫，易章以银。”危素为孔思晦所撰神道碑则谓：“子男一人克坚，阶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至正八年，升二品银章，进中奉大夫。”《元史》亦称孔克坚获赐银印、升二品在至正八年（1348）夏四月。《张如石贺衍圣公加官爵诗》却载，至正七年（1347）秋，“朝廷加升衍圣公官爵，加左丞，命赍送官命酒至于曲阜，袭封公既已领受，延坐于会文轩”。综合以上记载，孔克坚升一事始于至正六年（1346）中书省上奏。至正七年秋，领受宣命。翌年四月，获赐银印。《家庙张挂榜文》签发于至正八年正月，此时孔克坚已升为中奉大夫，证明升之事应完成于至正八年之前。获赐银章之事发生于四月，正月十一日签发榜文时，孔克坚钤印所用仍为三品铜章。抄写者以小于正文的字号写就四个“印”字，代替原本钤于日期之上的四方印章。蒙元榜文签发日期之前通常附有一列约为正文字号四倍的文字，大意为“右榜（付某某）晓谕诸人通知”，蒙元执照、公据文书签发时间前亦通常附有一列大意為“右给付某某收执，准此”的文字。《家庙张挂榜文》作“右付宣圣五十五代孙孔克齐收执，准此”，显然嵌套了公据及执照用词。此句字号与正文无别，盖是抄写环节有所改动。末行“榜”字的位置与夹在大号文字之后、签发日期之前的常见情形不同。孔克坚的画押同样以“押”字代替，位置亦和处于签发日期下方的常态迥然有别。

阙里孔氏族长孔之安（五十二世孙）在上给孔克坚的呈状（第03—08行）中指出，宣圣子孙自唐宋以来避乱南迁，流寓江南。近来多有孔姓人氏称本族为孔子后裔，若不辨别真伪，日后必致真伪混淆。因此之安提议将江南孔氏谱牒重加检验，委令温、衢两地孔氏族长秉公订正，再由衍圣公签发关文知会中书省某部，将谱牒印缝核验，发下孔庙奎文阁典籍掌管，以便遇事稽考。孔克坚收到呈状后认为，孔氏嫡派子孙世守阙里林庙者，已有金代衍圣公孔元措纂修之《祖庭广记》详细载录，足资核查。但是流寓江南者，必须出示前代文证证明确为宣圣后裔（第09—10行）。时人之所以冒充孔子后裔，乃是觊觎蒙元政权给予孔氏一族的优待。蒙古灭金后，于乙未年（1235）对原金朝统治下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确定各类人户承担的赋役，本次户口调查由成吉思汗养弟失吉忽秃忽负责。陈高华先生认为，朝中有耶律楚材作主，地方有献宝庇护，孔颜孟三氏免赋役特权在本次户籍清查中得到了蒙古政权的承认。蕃度先生以为将孔氏等族取得免赋役特权完全归功于耶律楚材，恐怕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并以1237年《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为证，指出孔氏等族免赋役由扎鲁火赤（蒙古语jarghuchi，“断事官”之意），也可那演（蒙古语yekenoyan，“大官人”之意）忽都虎与薛鲁不、众断事官共同奏准施行。

除免赋税役，元廷还给予宣圣子孙出仕优待。阙里孔氏大宗袭封衍圣公，小宗为曲阜县尹。泰定三年（1326）七月，吏部在给中书省的呈文（第18—21行）中反映，近年孔氏子孙历临儒学教授一任，便于从八品流官内选用，然其宗派无以稽考。建议此类人员应令阙里孔氏族长保勘明白，方得享受出仕优待。未经保勘者，只能在教官一职内升转。中书省呈奉都堂钧旨，钧旨肯定了吏部的提议，要求送该部实施。“历儒教一任，俱于从八品流官内选用”的政策始于何时，史无明载，江南儒士郑介夫曾对此表达过强烈不满：

近制延举惟二三孔氏，谓尊崇圣道不〔必〕出于此。比年派谱不明，但姓孔者，俱称圣裔，蠢然无学，即充路教。甫历初阶，即升八品。有实能继圣学明圣道者，反不得援例。夫子之道，垂宪万世。凡天下之蹈仁履义者，皆夫子之徒也，岂萃在一家一姓之中耶？若朝廷广延儒士，孔道大行，则生民蒙其福矣，非谓私其子孙以示尊崇之至也。

郑介夫上《上奏一纲二十目》在大德七年（1303）闰五月至六月，优待政策的推行当不晚于该年。泰定三年优待政策管控变严后，选注路儒学教授以下的学校官亦必须经族长保举，移送衍圣公府勘明。如至正初年，寓居钱塘的五十五世孙孔森（五十三世孙孔滢孙之孙）经族长孔元祐保举移送衍圣公府，衍圣公府移文江浙行省，令孔森注充翁洲书院山长。历数元廷“不与庸调科役”（第11—15行）及“优除出身”（第16—24行）政策之后，孔克坚认为族长之安所言甚是，订正谱系十分必要。由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选保本族德业双修之耆老，展开监修校勘工作（第25—27行）。此时，克坚收到了孔克齐的状呈（第29—31行）。克齐称其父为前建康路上元县尹“孔承事”，本族寓居溧阳州，因路途遥远，不能返回阙里奉祀祖林，遂出己财创建家庙，以便春秋祭祀，希望衍圣公出给榜文照验。克坚命族长之安照勘真伪（第32行）。之安回呈中（第33—34行）指出，克齐一族虽流寓江南，然确系宣圣嫡派后裔。建立家庙为忠孝之举，理应出给榜文照验。克坚批准了族长的呈文，并签发关文知会省部，乞降明文照验。除签发榜文付克齐所建家庙张挂外，同时行移地方衙门照验（第35—36行）。

孔克齐以撰述《至正直记》为学界所知，其父即潼孙长子孔文昇。文昇早年仕途坎坷，克齐曾回忆道：“先君初欲仕时，颇厌冷官，既授上元县学教谕，不就。江淮行省尚书省又授常州路学正，亦不就。豪气英迈，必欲即能济时行道者。”孔文昇后为凌时中所赏识，至元三十一年（1294）出任建康书吏；大德三年为浙西廉访掾；大德七年已升太平路儒学教授（正九品）；延祐五年（1318）以将仕郎（正八品）任嘉兴路知事；泰定三年以承事郎（正七品）任上元县尹。饶有趣味的是，不同于孔克齐笔下的光辉形象，郑介夫揭露了孔文昇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如孔文昇，系浙西廉访司书吏，巡按常州，改作文声，虚称历任学正满考，自行体覆，捏合入府州运；又以宣圣子孙，即升太平路教授。除命已下，犹在宪司勾当。如此欺公，而省部更不究问，实为孔门之玷，风宪之羞。

泰定三年七月省部，孔氏子孙历路儒学教授一任，便于八品流官内选用，必须经阙里孔氏族长验明正身。显然，孔文昇藉宣圣子孙名号享受入流官的出仕特权在泰定三年之前，彼时其宣圣后裔身份不曾经过衍圣公确认。故而孔克齐方在至正初年阙里孔氏启动订正谱系工作之际呈文衍圣公，以创建家庙为由乞榜照验。《家庙张挂榜文》与学界以往关注的给付寺观、庙学的禁约榜不同，其中无任何警告意味。这正是因为榜文的主旨不在禁止诸人作家庙，而是宣告孔克齐一族确为孔子嫡派后裔。与泰定三年七月这一时间点有所关联的另一条史料，出自揭傒斯笔端。流寓江西的五十五世孙孔克己不辞千里前往曲阜拜谒孔子林庙，因以考订谱牒，携至京师示于学孔子者。揭傒斯得与观览并书就序文一篇，时在天历二年二月。揭傒斯喟然，悚然，告克己曰：

衢路庸、寻常之人，一有不合于孔子之教者，犹得指而议之，而况其子孙乎！其为孔氏之子孙，亦难矣。故举天下之隆海，不足以为其富；极天下之爵禄，不足以为其贵；穷天下之奇珍异器，不足以为其宝。其可富、可贵、可宝者，在闻乃祖之道而已。凡学孔子者，犹必以是为务，而况其子孙乎！夫谱其谱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实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虚器而号于众曰：“吾先圣之子孙也。”吾惧其有议其后矣，子其慎之！

从孔克己的举动及揭傒斯的反应来看，所谓“其可富、可贵、可宝者，在闻乃祖之道而已”似有所指。而揭傒斯的担忧、叮嘱与二十余年前郑介夫的责难形成了剧烈反差，尽显讽刺。此外，亦应虑及官纪子所揭《文凭》隐含的特殊背景。官氏据《文凭》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与“至正某年月日”，指出此衍圣公为孔克坚，《文凭》发出时间为至正元年（1341）到至正八年四月。辅以《家庙张挂榜文》，进一步将《文凭》发出时间下限精确到至正八年正月之前。如官氏指出的那样，至正十二年（1352）以前，孔克齐和父亲孔文昇在江浙行省热衷于收集书籍、拓本。不管是利用父亲的恩荫抑或作为孔子后裔的特权，充其量是山长级别的孔克齐，为何会有如此庞大的书籍，恐怕他手中也有衍圣公发的《文凭》。由此观之，渴求享受《文凭》规定的待遇大概也是孔克齐含而未宣的考虑。

从结果来看，孔克齐所创家庙与其宣圣嫡派后裔身份得到了阙里孔氏的承认，于同年还充曲阜林庙司乐。孔克齐的证明材料之一为该族谱，经孔之安考订，谱系相同。按照衍圣公的要求，寓居江南者须得前代文凭辨验无伪。孔克齐出示的前代文凭，极有可能是《家谱》首卷《文移》收录的《宋袭封衍圣公孔承奉保明温州孔洵孙等赴国子监试状》（以下简称《保状》）。南宋宝祐三年（1255），五十三世孙南宗袭封衍圣公孔洙承同宋廷宝章阁待制、提举崇禧观方来与宝章阁直学士、提学隆兴玉隆万寿宫周坦，共同保举平阳派五十三世孙孔洵孙（孔潼孙同曾祖族兄弟）赴国子监试。该《保状》即是孔洙确认孔洵孙为宣圣嫡派后裔的担保书。如前所述，《家谱》由文昇之弟文昱的后代纂刻于明代中叶，那么当时为何要收录这道两百余年前的异代文书呢？

三、优恤政策与实践

明正统元年（1436）秋七月庚戌（十七日），顺天府推官徐郁上奏建言四事，其一为褒崇道学。奏文指出：“国朝尊崇圣贤，宠及来裔。或旌封爵，或复徽，甚盛典也。惟宋袭封衍圣公孔端友扈从南渡，今其子孙流寓衢州，与民一体服役。他如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朱熹子孙，亦皆难为编户。乞令所在有司访求其后，蠲其后役，择其俊秀而教养之。祠墓倾颓，官为修葺。”英宗为徐郁所言甚为迫切，命有司迅速施行。《三衢孔氏家庙志》载，徐郁上奏后，英宗令六部与都察院讨论。行在吏部与都察院、少保工部尚书吴中议得，应准徐郁所言，令户部与礼部负责具体事宜。八月十五日，奉圣旨付下实施。徐郁建言起初仅针对流寓衢州的南宗圣裔，然而寓居溧水、溧阳的孔潼孙后裔也有幸得沐皇恩。兹据《家谱》首卷《文移》收录的明代文书《袭封衍圣公府劄付》《溧水县下帖》《衍圣公府执照》，梳理潼孙后裔争取优待一事的来龙去脉。

行在户部颁发的七十六号勘合将褒崇道学事知会应天府，应天府帖下溧水县，勒令该县查访圣贤子孙。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溧水县帖下里老徐得一，令查勘漆桥孔氏是否确为宣圣子孙。五十八世孙孔安（文昱五子载明曾孙，《家谱》《世家谱》皆称“名安，字大宁”）携带证明材料到官，辨验无伪。将宗枝图本抄写粘连，备供在官，官府复拘徐得一保勘相同。同时，溧阳县行拘孔安族弟孔长庚（潼孙长子文昇玄孙）到官勘验。正统四年（1439）二月十三日，溧水县将查访结果申缴应天府。此时明廷正值多事之秋，灾荒不断。孔安于七月自备稻谷二千石，输官赈济。正统五年（1440）六月，英宗诏赐孔安等人冠带，蠲免差役。八月，敕书降至溧水县，孔安被旌为义民，踏上赴京谢恩之旅。考虑到未奉官府明文，不曾享受优待，孔安抵京后便将此事状告至行在通政使司：

“系应天府溧水县游山乡三都民籍，原系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宣圣五十八代裔孙。有高祖三十九世袭封文宣公策四世孙桧，后唐同光元年避地渡江，家于温州之平阳。桧生奕，奕生原，原生实，实生会，丽水县令会生平，平生逵，逵生公志，公志生师古，处州司户参军师古生炳，炳生贵敬，贵敬生潼孙，潼孙生文升、文昇、文得、文昱四人。潼孙于至元年间任建康路儒学教授，卒于彼处。遭男文昇等在任不能归温，赘于溧阳州沈家为婿，就携诸弟文昇等随兄外家依住。后文昇任上元县令，因寓居溧阳州。切念道途远涉，不能侍奉祖林，将所置民产就创家庙，春秋祭祀，以为报本。文昇今传五世孙孔长庚；文升任镇江路知事，今传五世孙孔公仪；文得今传五世孙孔节；文昱系安等高祖，前来溧水县游山乡诸氏为婿。今生男载明等，载明生仲文等，仲文生存道等，存道生安等，的系曲阜流裔，至今五十八代，见收孔氏刊行家谱并《祖庭录记》。及曾伯祖孔克齐亲资本宗刊行谱系，具呈五十八代孙衍圣公处，转行族长孔之安保勘相同。至正八年正月内，蒙降印信榜文，仍仰于家庙张挂照验，见存为证。安等今思高祖孔文昱与溧阳县孔长庚高祖孔文昇等同胞共乳兄弟，即今本枝伯叔兄弟共有一十八户寓居溧水，未得均沾，见当一应夫马等项差役。安等思系宣圣五十八代嫡派子孙，近奉行在户部应天七十六号勘合内一件褒崇道学事‘仰本县照依钦依内事理，各处圣贤子孙体访上闻，照例优免’等因。正统三年十二月内，蒙本县帖下里老徐得一等行勘本宗是否曲阜孔氏子孙，安等随赍刊行家谱并原降印信榜文、《祖庭实录》到官辩验明白是实。当将宗枝图本抄磨粘连，备供在官，复拘排年里老徐得一等保勘相同。蒙本县官吏、里老备由保结，于正统四年二月十三日申缴本府转达外，有安先于正统四年七月内，自备稻谷二千石输官赈济。正统五年八月内，蒙钦差行人司行人赍敕书，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今给本县批文赴京谢恩。安等思得本宗枝派已供保在官，至今未奉明文除豁”等因，告送到司。

行在通政使司查得，应天府已将勘验结果呈至行在户部。行在通政使司又将此告知行在户部，行在户部声称早已将此送至本部山东清吏司，山东清吏司已转行山东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已劄付兖州府、兖州府也已行移衍圣公府查勘，但是行在户部未曾得到回报。有鉴于此，行在户部提出重新行移、查勘孔安身份的建议。于是行在户部连送本部江西清吏司，江西清吏司移付山东清吏司，山东清吏司转行山东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承奉行在户部发往山东的九百五十八号勘合，劄付兖州府，责令该府转行衍圣公府。兖州府帖下曲阜县，责令该县转行衍圣公府，据实查明回报。曲阜县申至衍圣公府，五十九世孙袭封衍圣公孔彦缙得到曲阜县申文后，再行勘验，查得孔安族谱所载世系与阙里谱牒相同。随后劄付曲阜县，曲阜县将结果申至兖州府，兖州府申至山东布政使司。此外，衍圣公将勘验结果移咨户、礼二部，由二部转行应天府行下溧水县优免。就在此事运作过程中，孔安又状告至衍圣公府，陈诉寓居溧阳、溧水的宣圣子孙未得霑沐恩泽。

衍圣公府于《孔氏祖庭广记》及《孔氏实录》考查得宋元以前世系相同，孔安确为宣圣后裔。正统六年（1441）二月十九日，衍圣公府劄付溧水县，令该县速拘孔安、孔俊（文昱二子载良曾孙，《家谱》《世家谱》皆作“公俊”到官，审勘明白。溧水县收到劄付，查得此前奉应天府帖文已经取勘。如今又奉衍圣公府劄付，溧水县再拘孔安审勘，经里老刘敬保勘，将孔安一族优免，于正统七年（1442）四月初三日帖下游山乡孔鲁（五十七世孙，孔俊之父，《家谱》作“希鲁”，《世家谱》称“言鲁，原名‘鲁’”。衍圣公府又恐有司不知前因，将孔安等再行科派，于正统九年（1444）二月初六日出给半印执照，付孔安族侄孔蕙（五十九世孙，孔俊之子，《家谱》《世家谱》皆作“彦蕙”收执。凡遇有司科派杂役，验此执照优免。

争取优待政策的关键在于前往官府出示相关材料，《袭封衍圣公府劄付》与《衍圣公府执照》三度提及孔安出示的证据。首次谓“随赍原刊行家谱并原降印信榜文、《祖庭实录》到官归验”，二次谓“见收孔氏刊行家谱并《祖庭录记》。及曾伯祖孔克齐亲资本宗刊行谱系，具呈五十八代孙衍圣公处，转行族长孔之安保勘相同。至正八年正月内，蒙降印信榜文，仍仰于家庙张挂照验，见存为证”，三次谓“随赍刊行家谱并原降印信榜文、《祖庭实录》到官辩验”。由此可知，孔安证明材料有三。一为本族原刊行家谱；二为《家庙张挂榜文》；还有一本被称作《祖庭实录》或《祖庭录记》的典籍，该书应即衍圣公府查考时引以为据的《孔氏祖庭广记》。孔桧与孔光嗣同曾祖三十九世孙孔策，地方官府与衍圣公府核查的应是孔安所携原刊谱牒与《孔氏祖庭广记》所载二至三十八代世系是否一致。据《家谱》记载，明正统以前，仅有大德三年孔文昇所修《阙里谱系》，此盖为孔安携带的原刊谱牒。《家谱》以成化谱为底本，成化谱又据《阙里谱系》，可以为《家谱》所载世系基本源自《阙里谱系》。对比《家谱》与《孔氏祖庭广记》所载二至三十八代世系，仅有两处不同。一为九世孙，前书作“腾”，后书作“鲋”。孔腾为孔鲋之弟，二人皆为八世孙孔谦之子。汉高祖过鲁，封腾为奉祀君。二为十世孙，前书作“忠”，称孔忠为孔腾之子，字子贞。后书则作“贞”，称孔贞为孔鲋二子，字子忠。

仅凭勘查谱牒并不能保证孔安等人确为宣圣嫡派子孙，通过获取《孔氏祖庭广记》等旧有谱牒伪造世系并非难事。孔元措曾称四十七代从高祖孔传纂有《祖庭杂记》一书，因建炎兵燹，无暇锓板。四十九代从祖孔环恐前书亡佚，证以旧闻，重加编次。其后二书并行流布，“凡缙绅之流，靡不家置，获览圣迹与夫历代褒崇之典、奕叶缵绍之人”，足见圣裔世系传承应非秘事，因此元代衍圣公孔克坚才提出“须得前代文凭辩验无伪”的要求。对孔安而言，族中现存的元代《家庙张挂榜文》将是极为有利的证据。那么他是如何向官府证明这道异代文书确是真无伪的呢？孔安自述三度提及榜文时，均称以“印信榜文”，即榜文之上保存有衍圣公孔克坚的印章与亲笔画押，以此证明文书绝非伪造。篇幅较长的榜文通常由数张纸粘合而成，为防止替换纸张、伪造文书，官府会在纸张接合处或数字等重要地方钤盖印章，文献中称为“缝印全”。本道榜文长近千字，衍圣公的钤印可能不止年月日上的四方。至此，明代谱牒收录蒙元衍圣公文书的缘由得到澄清。《家庙张挂榜文》在正统初年孔安争取优待一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证明该族确系宣圣嫡派后裔的官方文件。为防止文书遗失造成不便，辑入谱牒未尝不是明智之举。

诚然，优恤政策的实施对象并非仅限于宣圣后裔，还包括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朱熹的子孙。《濂溪志》详细记载了明廷优恤周敦颐后裔的始末，书中卷六《历代褒崇》所辑《国朝褒修祠墓优恤后裔》记录了正统年间优恤周敦颐后代之事。行在户部移付本部湖广清吏司，湖广清吏司转行湖广布政使司，湖广布政使司行下周敦颐故里永州府道州。经查，周氏子孙仍居道州。依徐郁建言，道州的周敦颐祠宇得到修葺，子孙一应差役得到蠲免，俊秀者获得教养和录用。除以上优待，道州又出资购置田地，给予周族子孙作奉祀之用。周氏子孙世居永州府道州，周敦颐坟茔远在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因此规定周氏后裔前往德化县祭谒时，由所经府州县的驿递提供饮食及船马、人夫。

关于优恤司马光子孙一事，我们在《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以下简称《集略》）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藉此足以窥知更为隐秘的情节。行在户部移文本部山西清吏司，山西清吏司转行山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行下司马光原籍平阳府解州夏县寻访该氏子孙。夏县回报中提到，司马里里长崔顺与夏县教谕王珪在实地走访时发现，本县文庙东侧存有司马光祠堂三间，内有元朝碑石两座。祠堂保存完好，司马光塑像正襟危坐。县西三十里鸣条间有大小古墓高低错落，松柏稀疏，四周散落石人、碑碣。墓园芜秽不治，仅存一堵残垣。墓旁还有一座古寺，寺内荆棘满地，一片荒凉。及于邻近寻访司马光子孙，发现并无后人在此居住。此时夏县县学增广生高贞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高贞供，他是夏县守信坊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父亲高思诚在外经商时路过浙江绍兴府山阴县，遇见了几个定居该县的司马光后人。当时这几个人曾问思诚，温国公祠墓是否仍在夏县。思诚早已记不起几个人的姓名。王珪将线索回报至夏县，在县学与里老的担保下，调查结果逐级反馈至山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行移浙江布政使司，转行绍兴府山阴县寻访。山阴县将相关族人行拘到官，取审供词。十一世孙司马廷芳（名竹）称其族人确为司马光子孙，已寓居山阴多年，人丁蕃盛，难以移徙夏县奉祀，于是提出在山阴立庙专祀。

《集略》卷一《行实小传》载，高宗南渡，司马光曾孙司马伋扈从寓杭，成为山阴始祖。司马廷芳到官府辨验时出示了何种证明材料，因文献阙载无从得知，为此有必要结合正统以降山阴后裔返夏奉祀等事加以讨论。景泰四年（1453），廷芳之子司马恂（十二世孙）前往夏县祭祖，成为第一个抵达夏县的山阴后裔。彼时恂之从弟司马垠（十二世孙）欲与恂一同前往，因事未果。成化十年（1474），垠之长子司马圣（十三世孙）以公事过夏，得至祖墓祭拜。成化十三年（1477）垠之次子司马祉（十三世孙）奉父命前往夏县投告入籍。夏县行拘司马垠山阴县带来的宋代诰命，辨验无伪，行移山阴县注销司马垠户籍，并下帖文一道付司马垠收执。司马垠后因父丧返浙，再未回夏县。嘉靖六年（1527），十五世孙司马相（字菲泉）因公事过夏，欲定居该县，后因狱事牵连，罢官未果。司马相临终时，将四子初、禄、袪、祉召至榻前，诫之曰：“吾文祖坟祠远在夏县，祭奠久虚，予心悼焉。伤哉德矣，惮于远徙。若等有能成吾志者，吾即死瞑目也。”隆庆元年（1567），司马祉奉父遗命，偕司马初二子司马晖与司马晰前往夏县。颓圮之祠墓、院宇均得修葺，湮芜之田土亦得开垦。司马祉的作为令邑人拍手称赞，皆称“司马相公之后复有人也”。

司马祉返夏奉祀的目的远非罗万化所说的那样纯粹。嘉靖六年正月癸未日，吕柟与华湘谒见巡按沈松。沈松告知二人，司马相不日过夏，可得小聚。越明日，吕柟终于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司马相。此前巡盐御使初杲巡按至夏，发夏县赎罪金二百余两，在县治东北重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司马温公祠。又拨官地水田九十亩以供祭祀，待他日司马光后裔返夏归之。宴会上，华湘对司马相道：“菲泉其定居矣，时在不可失，事在不可疑。”司马相回应道：“相岂为此田来哉？”站在一旁的吕柟听到司马相的回答，感叹道：“果若古语，非圣贤子孙何有此言？司马氏其中兴乎！”乙酉日，华湘宴请诸人于河东书院。宴饮将毕，吕柟建议“名题”。沈松提出：“今夫司马氏之散处江南者，不啻数百辈。于其温公，乃无一能念之者。即有念者，乃无一能至之者。即有至者，乃无能肖之。如吾菲泉子者，斯题也曰‘象贤’。”沈松褒扬司马相集念、至、肖于一身，却未回答念者无一能至、至者无一能肖的问题。实际上，司马相临终遣言已经点明症结所在——伤哉德矣，惮于远徙。司马光后人已流寓江南数百年，家业、人脉俱在山阴。较于山阴的安稳生活，抛家弃业，前往夏县是一项有风险的决定。司马恂、司马圣曾到夏县祭祖，却并未定居。司马垠也因父丧一去不返。初杲颁发的官地水田使山阴后裔看到了入籍夏县潜在的好处，但拨地一事毕竟是四十年前的旧事，证明自己的身份成为司马祉的当务之急。根据马化龙的回忆，司马祉随身携带了三样物品，分别是家藏《耆英会图》、诰敕数卷和司马相重修谱系一帙。

北宋元丰五年（1082），文彦博与富弼仿照白居易“香山九老会”，组织十三位致仕官员宴饮唱和。为纪念这次集会，文彦博请司马光撰写序文，令画工将聚会场景绘制于妙觉僧舍。《集略》卷七辑录司马光撰《耆英会序》《会约》、参会十三人诗作、《耆英图跋》（这四部分合称为《耆英文本》）。关于该卷资料来源与编纂目的，司马晰指出：“洛阳耆英会，古今称为盛事，故其图卷亦为奇珍。且《序》属先文正公手笔，而画工之妙可夺天巧。先世以来，什袭为吾家宗器。间出以示名公，爱且宝之，肆加评，或跋或歌，积而成帙。录之不独以彰世守，而余氏之源流后先，亦足镜觉于是焉。”目前已知宋代《耆英图》共计五种，包括清宫旧藏两种、端方旧藏一种、香港私人收藏一种、河南省博物馆发现一种。清宫旧藏之一《宋人洛阳耆英会图》，绢本设色，上有乾隆御题诗文一首。河南省博物馆发现一种，绢本设色，上有“文潞公耆英会图嘉平中滸”。以上两种皆为立轴式，应非采用手卷式的司马晰家藏之作。余三种均为手卷式，清宫旧藏之二《宋人耆英会图》，绢本着色，图后附《洛阳耆英会序》、与会诸人诗作、《会约》，并有“延祐二年三月二日子昂观”“裔孙垂拜手敬书”等语。香港私人收藏一种，绢本，前为《耆英会序》与《会约》，后附天启丙寅（1626）上元十八世孙霈识、涑水后学拙逸裴鹤章拜题。经过比对，端方旧藏即司马晰家藏之作。王懿荣称此卷原藏山西夏县涑水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由西贾贩至京师。先经张荫桓之手，后归端方宝华盦。端方的记载来看，《耆英文本》之前还有“耆英会图”篆书四字与一幅《耆英图》。人物为绢本白描，旁边标有姓名。《集略》卷七收录的《耆英会序》《会约》、诸人诗作，三者本即一体。独《耆英图跋》系将单篇题跋按时代顺序粘连而成，体现了鲜明的层累特征。《集略》中的《耆英图跋》共计二十三份，跋者包括戴良等二十二人，纵跨南宋、元、明三代。可见两宋之交，《耆英图》《耆英会序》《会约》、诸人诗文便已粘焉一卷（以下为“耆英图卷轴”）。成化元年（1465），司马廷芳向陈洙出示已经附有九份跋语的《耆英图卷》，陈洙观览之后书写了第十篇题跋。正统初年，司马廷芳是有可能出示“耆英图卷轴”的。

《集略》卷二《诰敕恩命》收录诰敕二十道，包括宋代九道，明代十一道。明代诰敕中时间最早的为成化三年（1467）司马恂诰命，正统初年司马廷芳可能出示的文书应为宋代诰敕。九道宋代诰敕包括司马光诰敕五道、司马伋诰敕三道、司马伋之父司马槙诰敕一道，其中三道今日仍可得见。熙宁二年（1069）《温国文正公自翰林学士充史馆修撰敕》，现藏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元祐元年（1086）《温国文正公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制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道二年（1166）《开国伯以右朝散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敕》，2015年现身北京匡时春季拍卖会。比对图版与《集略》文本，《集略》节录了诰敕大字部分，省略了经手官员的署衙与签押。《温国文正公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制敕》在流传中曾一度断裂。重新修复时，装裱者误将原本位于“元祐元年闰二月日”之后的“制可”两字插在门下侍郎与给事中的署衙之间。《集略》录文与现存告身实物保持一致，保守估计重新装裱的时间应不晚于司马晰编辑《集略》的万历十五年。告身用纸的质地、花色及钤于其上的朱红色印章足以使文书真伪不言自明。司马祉携带的第三件物品为其父司马相重修谱系，但是司马祉校梓的《集略》并无家谱常见的世系图。卷一《行实小传》仅记述了以司马光为中心的五代祖先，司马光曾孙司马伋之后便付之阙如，直至十二世孙司马恂方重新接上。这说明司马祉对四代到十代的世系不甚清楚，《集略》中也见不到司马廷芳对本族世系、谱牒的任何描述。综合以上，可以推断司马廷芳到官辨验时出示“耆英图卷轴”或诰敕文书等祖先旧物的可能性较大。

结语

12—13世纪，政权更迭频繁。战火纷飞，流民四散，宣圣后裔亦难置身事外。每当改朝换代之际，衍圣公都会成为各方罗致的对象，历代衍圣公总是能顺应朝代的变化，保全自己的特殊地位。面对频繁的朝代更迭，流寓异乡的其他圣裔又该如何自保求生，《家谱》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宋金对峙，孔氏南北二宗并立。平阳孔氏与南宗同居江南，皆受南宋庇护。两族交往日益密切，温、衢谱牒合而为一，平阳孔洵孙得到南宗衍圣公孔洙的保举。蒙元平宋，北宗独尊。溧阳孔克齐主动争取衍圣公孔克坚的承认，得享优待。顺帝北遁，元明易代。在明朝中叶优恤圣贤后裔的背景下，溧水孔安与各级衙门奋力斡旋，积极争取衍圣公孔彦缙的支持，成功为本族赢得优待。上述一幕幕引人入胜的情节说明，平阳孔氏并非乱世中飘摇零落的浮萍，他们能够顺应朝代更迭的大潮，积极与新政权力支持下的衍圣公取得联络，寻求庇护。新政权力庇护衍圣公，衍圣公庇护流寓异乡的圣裔，三者由内而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圈层结构。一旦政权更替，原本稳定的结构破裂。伴随新政权的诞生，圈层结构再次形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证明本族孔子嫡派后裔身份，成为能否享受新朝优待的关键。元朝中叶，孔文昇藉宣圣子孙名号享受出仕特权，但其宣圣后裔身份尚未经过阙里衍圣公确认。元朝末年，文昇之子孔克齐以创建家庙为由，乞求衍圣公孔克坚出榜照验。孔克齐通过出示本族旧谱与南宋宝祐三年南宗衍圣公孔洙保举孔洵孙参加国子监试的《保状》，获得了衍圣公出具的身份证明书——《家庙张挂榜文》。该榜文融合了执照与公据的文书特征，成为孔克齐一族得享优待的凭证。明代中叶的对簿公堂，孔安出示本族谱与元代衍圣公孔克坚发给孔克齐的《家庙张挂榜文》，得以继续享受新朝优恤。前代文书规定的优待政策虽成过往，旧时衍圣公对圣裔身份的承认却未因政权交替失去效力。类似的情节也见于明代中叶司马光的山阴后裔证明本族身份的个案，家藏《耆英图卷》与宋代诰敕或许成为司马廷芳验明正身最有力的证据。科大卫指出，明代山西夏县司马光后裔的故事生动说明了寻访圣贤嫡派后裔对地方宗族建设与跨地区同姓联宗起到的推动作用，该结论同样适用于流寓江南的孔圣后裔。谱牒在寻访圣贤后裔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阐明。然而，本文的讨论表明，异代文书以其权威性在寻访圣贤后裔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影响力超越了王朝更迭。

明嘉靖三十四年，《家谱》纂成于应天府高淳县。其中一帙被送往阙里衍圣公府留存。今天，文昱的后裔依然在江苏高淳漆桥古镇繁衍生息。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漆桥古镇已不复得见嘉靖旧谱，仅存清光绪二年（1876）《江南高淳漆桥孔氏宗谱》记录着祖先的名讳与故事。幸而我们能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曲阜目睹这帙来自江南的明代谱牒，藉以讲述那段尘封已久的圣裔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