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 张柯栋：明清永康榉溪孔氏的“圣裔”谱系建构 刘正刚 张柯栋 古籍

2026年1月24日 00:03 广东
摘要：谱系虚构是明清时期宗族建构的普遍现象。浙江永康孔氏在明代以“圣裔”自居，享受徭役优免权。嘉靖初，因当地赋役繁重，地方大族和官府指认孔氏系“冒认圣裔”，剥夺了其徭役优免。孔氏为此进行了数百年的努力，并在清末通过军功、修志等手段获得话语权，逐渐赢得了地方官府与民众对其“圣裔”身份的认同。这表明宗族建构祖先谱系不能影响地方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反映了官府与民间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自我调节｡
明代以来，宗族建设已经成为地方社会官民关注的重要事务之一。各宗族在建构祖先谱系时，为获得某种利益而附会远祖的现象相当普遍，学界对此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大多关注宗族建构谱系对地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分布在不同地域间的宗族支派为争夺地望正宗性而产生的社会冲突与互动。对宗族在建构谱系过程中因危及地方社会群体利益引起的与其他宗族甚至官府的对抗，却鲜有学者给予特别关注。孔氏宗族自汉代以来因孔子受到历代推崇而成为“圣裔”，明代甚至规定孔子后裔可全面享有徭役优免权，引起了各地孔氏在建构谱系时多将始祖追溯至孔子，目的就是优免徭役。近年来，学界对曲阜之外的孔氏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一些研究者往往不加辨析地采信族谱中的“圣裔”谱系说；也有学者关注到曲阜之外某些地区“圣裔”谱系建构与史实记载的不符。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在建构谱系过程中，因享受徭役优免权，就可能会侵害地方其他群体的利益，由此引发的地方社会反应及其官府态度如何？似乎并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笔者在阅读浙江地方文献时，发现永康榉溪孔氏在嘉靖年间因建构谱系获得徭役优免，被地方社会中的其他大族和官府认定为“冒认圣裔”，进而造成孔氏与地方官民之间一连串的纠纷。孔氏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因为官府的干预，直到清末才通过军功、修志等举措，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同，揭示了民间力量和官府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化解矛盾的自我调节功能。
一、永康孔氏对祖先的历史叙述

浙江省永康市榉溪村孔氏现存旧谱两部，编纂年代分别为清光绪七年(1881)、民国8年(1919)。两部均名为《孔氏宗谱》，皆为残本，编纂者均不详，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2004年编纂新谱34卷，弥补了旧谱的某些内容。

根据光绪七年永康《孔氏宗谱》记载，其始迁祖为宋代孔端躬，迫于金人南下而从山东南迁到永康：若钧公长子，讳端躬，字子敬。…… 建炎四年金兵扰鲁，避乱，侍父若钧、伯中奉大夫开国男传、兄袭封衍圣公端友，皆扈从高宗南渡。时伯、兄寓居三衢，而公侍父随驾抵台之章安。…… 道经婺之永康榉溪，值父疾作而卒，葬于溪北钟山后坞。…… 见山水之秀丽，遂家焉。…… 按：邑志云，孔端躬，素王四十八代孙，当宋高宗南渡，中原俶扰，端躬以大理寺评事，偕其兄衍圣公端友，俱自阙里避地江南。衍圣公既居三衢，而端躬以从驾抵台，合爱永康榉溪山水之胜，遂家焉，永康之有孔氏始此。

孔端躬在建炎四年(1130)侍奉父亲孔若钧、伯父孔传、兄衍圣公孔端友“扈从高宗南渡”。但史书记载的宋高宗南渡始于“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孔端友南渡在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甲子，“金人既陷北京，又陷袭庆府，衍圣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如此则建炎四年南渡有误。所谓《邑志》记载孔端躬南渡，笔者在现存明清《永康县志》中未查找到任何踪迹。
宋元文献记载孔端友扈从南渡的族人中并无孔端躬。曾参与南渡的孔传在绍兴四年(1134)三月编《东家杂记》，其在刊刻时收录了淳熙五年(1178)衢州孔氏五十代族人孔拟为其作后序说：“自经建炎兵火，独四十七代孙中散公讳传，与四十八代袭封衍圣公讳端友，及右司公讳端木、四十九代孙知府公讳瓒、主簿讳琯五位，挈家随驾南渡，散居于衢、徽、霅川、江右，松楸因寓焉。”元人纂《孔氏实录》记载：孔端友于“建炎初，扈从高宗南渡，寓三衢，终知郴州”。孔端友南渡后寓衢州，还出任郴州知州。元末宋濂为衢州孔氏撰《孔氏谱系后题》说：“今之南北裔如曲阜之崇圣苗孔二村所居，及若古一名传、端友、端朝之迁衢，端植之迁鄂，琯之迁抚，瓒之迁吴兴，皆其子孙。”虽与前述有出入，但仍未见孔端躬父子。明弘治时衢州知府沈杰辑《三衢孔氏家庙志》“南渡仕宦”条，仍无孔端躬父子名。因此，孔端躬偕孔端友南渡，似为永康孔氏一家之言，以此强调与孔氏南宗的关系。孔氏南宗是指南宋建炎初孔端友和绍兴初孔玠两次南渡并被南宋朝廷册封的孔氏族系。
永康孔氏除了自称“圣裔”身份，还建构了南宋宝祐年间朝廷敕建永康家庙以纪念孔端躬的故事：

阙里孔氏子孙分寓江南衢、婺，建立圣庙，奉祀之初。…… 绍兴初年，诏以衢州府学为圣庙。至绍兴八年，诏孔玠袭封衍圣公，赐衢田五顷以奉祀事。宝祐元年，诏衢府建立宣圣庙，以郡守宪卿子孙秀请故也。…… 永康先圣家庙于宋宝祐中，五十代孔挺以白身最长贡授松阳县知丞，告行关会衢州，赐照恩例创建。

实际上，孔玠袭封衍圣公是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绍兴八年（1138）六月，朝廷对寓居衢州的孔玠“诏即赐田五顷”。衢州家庙由郡守孙子秀而非“子孙秀”所请，“南渡后，孔子裔孙寓衢州，诏权以衢学奉祀，因循逾年，无专飨之庙。子秀撤废佛寺，奏立家庙如阙里”。宝祐元年(1253)，“诏衢州建立宣圣家庙”，衢州孔氏家庙经历了由学宫替代到专门建庙的过程。方志对此记载说，衢州府首县西安的孔氏家庙是南宗的标志，“自有宋靖康之际，四十八代孙封衍圣公端友奉祖像扈跸南渡，而家于衢之西安，诏以衢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奉蒸尝，衢之有孔氏自此始”。

“白身最长”授官是宋朝给予孔氏的优待，每代仅限一人授迪功郎。如宣和四年(1120)孔若采、绍兴二年孔瓒即“依例”获迪功郎。五十代授迪功郎为衢州孔元龙，而非孔挺，时间在宝祐四年(1256)。永康孔氏宣称家庙由朝廷下令敕建也无从考证。永康孔氏还杜撰明代官府助修家庙之事，“弘治十一年(1498)，六十代孙承杞因圣庙岁久渐敝，情告院司，具疏奏行户、礼二部…… 委永康知县张勋动支官府无碍钱粮，拈工修理完成”。查此时永康知县为张鸣凤，笔者检索明代金华府、永康县等志书，并无知县张勋其人。且正德前，连衢州孔庙都尚未引起朝廷关注，“遗存家庙，子孙承祀掌管漫无统纪，衣冠祭仪混同流俗”。

与此同时，永康孔氏还声称元明已享受徭役优免权。但元朝只优免过曲阜孔氏的赋役，至大二年(1309)，朝廷据衍圣公孔元措请求，对曲阜孔、颜、孟三氏子孙及其庙户“计一百二十五户”，并行蠲免税石、军役等，其他区域并不享受优免。但永康孔氏自称享有优免，在天历二年 (1329) 族人孔克英被“混同编户差役”时，曾到婺州路儒学告状，该路总管府“行下本县优恤，除免了刍”。按永康《孔氏宗谱》记载，孔克英曾得到曲阜优免执照：

克英，字中夫，又字积中。任丹阳书院山长，葬杏坛园。宋太史景濂铭其墓…… 又按：《永康志》云，孔克英，宣圣五十五代孙，丹阳书院山长。元至顺间，尝谒阙里拜林庙、会宗族、订图谱，衍圣公孔思晦付执凭照，郡县依例存恤，除免差徭。宋太史景濂铭其墓。
宋濂有无为孔克英撰写墓志铭？永康《孔氏宗谱》记载，孔克英于至正七年(1347)卒，享年57 岁，其收录《丹阳书院山长克英璜铭》落款时间为至正十六年(1356)，宋濂时年47岁，“濂自弱龄时，见府君于金华山中”。这似有可能，然查现存《宋濂全集》并无此文，且宋濂在《孔氏谱系后题》也未提及永康孔氏。如此，宋濂这篇墓志铭颇值得怀疑。

元代优免曲阜孔氏被明代继承，洪武四年（1371），“令免阙里孔氏子孙二十六户徭役”。永康将此改为“洪武七年本县曾给优免下帖”。事实是至少在正统元年(1437)七月前，连衢州孔氏都未获得优免权，据时任顺天府推官徐郁说：“衍圣公孔端友扈从南渡，今其子孙流寓衢州，与民一体服役。他如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朱熹子孙，亦皆杂为编户。”他请求朝廷“令所在有司访求其后，蠲其徭役”，获皇帝允准，“命所司速行之”。可见，衢州孔氏直到正统元年之后才获得徭役优免权。徐郁的建议后被列入正德《大明会典》。如此则永康孔氏关于徭役优免权的说法不攻自破。

各地孔氏要想取得徭役优免，还需取得曲阜颁发的凭证，然后呈报给所在州县备案。永康孔氏了解该程序，此在孔克英传中已有表达。按家谱所载，正统、景秦年间，永康县对孔氏优免又有变动，“近年以来，有司不加优免，又行科扰”。正统四年(1439)，永康五十八代孙孔公骞、孔公镜“自永康持谱前来西安，拜谒家庙、坟墓、会族，委是嫡派子孙。衢派希路等沾恩优免谢恩外，理合告乞移文所在官司知会，一体优免差役”。永康孔氏请求衢州南宗移文官府，但似乎未起效果，故又有景泰二年(1451)永康孔朝渊等赴曲阜“拜谒庙林，五十九代袭封衍圣公复给凭照”。从明中叶永康孔氏确实享有徭役优免权看，这一说法应有所本。

永康孔氏还不断建构与国家、曲阜的关系，如洪武三年(1370)“永康儒学保举奉祀礼生希仁，膺诏贡上，恩授本邑儒学教谕”。但明代设奉祀生祭孔始于弘治十二年(1499)。又族人孔立访于“洪武十八年(1385)，奉诏举保人才，贡上，实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升漳州知府”；孔贞鼎“考授韶州府乳源县知县”。但此两人在永康及其任职的府州县方志中均查无实据。且明代衢州孔氏与国家的关系似晚至正德元年(1506)授翰林院五经博士才开始，“授彦绳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并减其祭田之税”。

二、明中叶永康官民指认孔氏 “冒认圣裔”

嘉靖初，永康孔氏因“圣裔”身份仍享有徭役优免，但因人数众多而引起地方社会与官府的不满，于是出现了“冒认圣裔”案，官府因此切断了孔氏的徭役优免：

应希圣，字崇学。邑东鬼溪孔氏明嘉靖间冒认圣裔，蠲免九十六户。邑令毛公察其伪，欲正之，众推崇学，毅然身任，往西安、曲阜，详稽孔氏世谱，并无斯传，鸣于当道。绝其优免，邑人赖之。

应希圣为嘉靖初揭露“冒认圣裔”的重要人物，永康《芝英应氏族谱》记载他“性好读书，尤善诗。本邑鬼溪孔姓人冒认圣裔，优免差役，世为通邑痛患。公捐赀为之辨明，康人咸受益焉”。他生于弘治三年 (1490) 十一月，卒于嘉靖二十四年 (1545) 八月。应希圣查证“冒认圣裔”，得到了时任永康知县毛衢的支持，“邑有冒系宣圣者，叨恤一家九十六户。毛父母选公持檄赴衢查削之，以所认绝支与徙西安祖昆弟也。入其疆，几中奸仇之击，借村翁拥护以还”。
据此记载可知，永康孔氏确实享受过徭役优免权，而应氏愿意出资出力与之对抗，也代表了地方社会不满情绪。嘉靖初，永康赋税繁重，“全浙折粮六十万五百石，而婺独派十万石有余…… 弘治间，湖州等处偶值灾伤，其民夤缘妄诉，借拨金华折米以轻彼赋。上司不察，屡有纷更。至嘉靖初，本府折银仅存二万三千余石。婺民缘此，每岁多派粮银三万余两，不胜疲困”。且永康诡寄盛行，百姓深受其害，“其事不独永康，而永康为甚”。在全县赋役繁重的情况下，孔氏却享受免役权，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重赋加大了百姓与官府的对立情绪，毛衢前任即被民告讦入狱，“毛衢，字大亨，少好学，求师不远千里。举嘉靖二年进士，授浙江太平知县，调永康。俗劲悍，前令为民所讦坐系狱。衢至，缚讦者至阶下，杖杀之，乃视事。奸民震恐，邑中大治”。毛衢的前任为李伯润，嘉靖四年(1525)被调为太平县县令。毛衢任职永康，强力打击奸民，很快扭转局面，被百姓称为“贤令”。毛衢出任永康知县期间，大力整顿混乱的赋役问题，史料对此有记载：

嘉靖五年 (1526)，由太平知县调繁永康，为令，精敏绝出，公廉有威，抑豪除猾，蠹弊尽剔。凡所措画，皆可为后世法。邑当孔道，过官往来，里用浩繁。衢概从节省，一切支应，率以身先，而绝其取索。岁旱，预检被荒分数，不待陈告而申报奏豁。其催科则酌缓急，而次第征解，不任鞭扑而事集，且严禁揽纳，以绝侵渔。接士大夫以礼，苟有请托，竟谈不能发言而出。


黄灵庚：《重修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康熙三十七年刊本。

永康重赋，又地处孔道，赋役十分繁重。孔氏 “冒认圣裔，蠲免九十六户”，自然引起毛衢的关注。他顺应民情，派应希圣到衢州、曲阜查验永康孔氏身份。实际上，毛衢与应希圣间还有一层隐秘关系，毛衢为嘉靖二年 (1523) 进士，芝英应廷育也为此年进士，二者为同年。毛衢任永康县令期间，芝英应氏予以积极支持，如以富称雄的应烈，“邑大夫吾同年毛公暨洪公尝行赈济，皆委事事焉”。永康其他家族也加入其中，富人俞柏出资出力即是例证，“如冒认圣裔，乃通邑所关而任其费，湖州官粮为合郡所辩而挺其身，则其举豪”。说明应氏和知县的合作举动，也顺应了民心。

应希圣奉毛知县之命，赴衢州调查得出的结论正是前文分析的“绝支”。毛知县据此将孔氏优免“削之”。也因如此，希圣受到永康孔氏的威胁，才有“村翁拥护以还”，反映应氏所为获得民众的响应。康熙三十七年刊本《永康县志》记载应希圣不仅在衢州调查永康孔氏，而且还赴曲阜查验，后者并未被族谱记录在案。实际上，明代曲阜世袭衍圣公为正二品公爵，而应希圣无功名，毛衢也仅为品级较低知县，在官品不对等情形下，估计难以成行。衢州孔氏为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低于知县品级，故往衢州调查较为可信。且康熙三十七年刊本《永康县志》记载的来源应该是万历时由应廷育所修的县志。时署理永康教谕胡以准得到应廷育修纂的县志，让万历二年(1574) 进士，义乌人龚一清阅读，“阅之钦服，以为一字不可增减，遂付诸梓部”。方志、族谱的记载都说明毛衢凭借应希圣的查证，断定永康孔氏“冒认圣裔”，所以才剥夺其徭役优免权。

毛衢于嘉靖五年(1526)出任永康县令，嘉靖七年(1528) 离任。在任期间，永康社会颇为纷乱，因此仅凭耳闻与直觉，不会贸然对孔氏动手。永康孔氏九十六户徭役优免，不是因其宗族势力大，而是因其“圣裔”身份。因此只要能戳穿其“圣裔”身份，问题就迎刃而解。应希圣之所以敢“捐赀”戳穿为“通邑痛患”的孔氏身份，可能还与嘉靖三年(1524)前后，永康孔氏邀请应氏润色族谱有关，“敦聘台之迁居白溪先生应君云鹗，秉春秋之笔，加芟润之”。应云鹗参与永康孔氏族谱润色，与“为人好书，尤善诗”的应希圣难免会有交流。也就是说，应希圣在嘉靖五年前可能已了解永康孔氏身份存在问题。

从永康孔氏请人帮忙润色私密性较强的族谱可判断，孔氏人才竭蹶，而应氏人才辈出。据记载，明中叶应氏一门两进士：应典系正德九年(1514)进士，兵部职方司主事；应廷育系嘉靖二年(1523)进士，南京主事。芝英应氏在嘉靖初年对榉溪孔氏“冒认圣裔”的揭露，尤其是应希圣上下奔波，并通过毛知县切断了孔氏优免权，应氏与孔氏因此结仇。应氏称孔氏为“冒圣裔之孽族”，在族谱中直接称“榉溪”为“鬼溪”，这一说法也为上述康熙《永康县志》所继承。

永康孔氏被剥夺徭役优免权后，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也在找机会反扑。而对芝英应氏而言，倘若孔氏成功翻案，则会冲击应氏在永康的话语权。“公(应希圣)逝后，射利者复兴，而不知其案在也。蒙今太郡卢君批仰，勒碑严禁而妄念塞矣。”与“冒认圣裔”密切相关的“射利者”，当为永康孔氏。应希圣逝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孔氏曾试图翻案，甚至闹到金华府。但限制优免对金华府也有利，故得到知府卢奇支持。

卢奇，湖广祁阳县人，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出任金华知府。所谓勒碑是指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永康明伦堂立《禁革冒认圣裔碑记》。而永康明伦堂自明成化时起，就被芝英应氏控制，“明伦堂，则自成化间仕濓孙尚道重葺，至正德癸酉 (1513)，尚道子天泽等复修崇之。嗣是后裔分掌，一墙之圮，一木之蠹，不以烦有司，子孙绳绳视若世业焉”。应仕濂，洪武时人，生平“于邑中义举，罔不勇赴”。其孙应尚道，更是“尊尚儒术，重建明伦堂”。立碑于明伦堂无疑是官府与应家的合谋，目的是昭示世人，彻底坐实此案。

三、清末 “冒认圣裔” 说被否定
入清之后，曲阜孔氏在顺治元年(1644)获世袭衍圣公，衢州孔氏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获授世袭五经博士，“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孔氏北宗一人，……南宗一人。自明彦绳授职后，数世未袭。康熙四十一年，始授孔子六十六世孙兴燫主衢州庙祀”。曲阜孔氏依旧享优免差徭，不纳赋税。流寓各地的孔氏“圣裔”也至少在顺治八年(1669)享有优免差徭。
入清后，永康孔氏与邻近区域孔氏往来较为活跃，康熙四十六年(1707)永康孔氏邀请诸暨孔豸为重修谱牒作序，再次重申“南渡圣裔”之说：
至圣先师袭封奉祀，历代相承，未之有易。至四十八代袭封衍圣公讳端友者，偕兄弟端躬、端穆，避兵南渡，遂与阙里分而为二。端友公寓于浙之衢，端躬寓于永康之榉川，我祖则端穆也。公之长子名珍，珍之子名扦，扦之子，长曰汝文，次曰源明。明因任婺于州判，迁居于诸暨之枫桥。载在家乘，班班可考。但与端友公、端躬公之子孙，道里遥隔，历时数十传而参考无由。……[余]于康熙癸酉(1693)科幸捷秋闱，拜祖墓于榉川之荷花。心即欲连叙，奈绵力未能。康熙丙戌(1706)又幸捷礼闱，正以父命为念，不谓先获我心者，有端躬派下诸宗长，纷纷来自余家，以葺谱为辞也…… 余深幸同志之有人，且又嘉吾族之能共襄乃事，以合为一书也。遂略序其巅末于篇。时康熙四十六年二月中浣，赐进士出身内阁撰文中书科中书舍人毓字行裔孔豸谨识。
孔豸为诸暨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第三甲进士。他认为诸暨始迁祖孔端穆与端躬、端友一起南渡。但孔端穆不见于文献记载，似为孔豸虚构之人。永康孔氏之所以愿意添加，当与孔豸拥有进士功名有关。孔豸在获进士前，曾亲到永康“欲连叙，奈绵力未能”，获进士后，永康“诸宗长纷纷来自余家” 葺谱。永康孔氏对修谱的热切是想借孔豸进士身份，以取得衢州孔氏认同。同年十二月衢州孔氏将永康孔毓进选为奉祀生，“今选得金华府永康县儒籍孔毓进，礼仪娴习，身家无过，勘补供事，已今收录在庙，合行给帖”。
清朝奉祀生之设，康熙年间较为混乱。雍正二年 (1724)朝廷加强对奉祀生管理，“令督、抚、学臣，通行严察，果系先贤嫡裔，建有祠宇，将本生履历造册咨部，销毁原给印照，换给礼部印照，其冒滥者革除”。强调奉祀生要为先贤嫡裔，正因如此，雍正五年(1727)衢州孔氏发贴承认永康孔氏为嫡系，“所有子孙分居四散，皆系三衢嫡派…… 本院叨居宗子，住札三衢，子姓四散，贤否不一，鞭长莫及，合行申饬。为此，示谕本宗子姓人等知悉，嗣后更宜循规蹈矩，恪守祖训…… 发婺东宗裔家祠实贴”。清代永康孔氏有多人被衢州选为奉祀生。
乾隆时期，永康还在衢州孔氏带领下前往曲阜。乾隆十三年(1748)，“恭逢皇上南巡，公(孔毓鸾)偕族中叔侄赶衢郡宗祠，会同嫡派远至山东曲阜县迎接銮舆”。此次赴曲阜领队为衢州孔传锦，“高宗纯皇帝东巡，临幸阙里释奠。先大夫传锦公奉命选举族人陪祀观礼一案，内有金华府项移文，保送榉川及大小盘等处孔姓几人，同赴阙里，陪祀观礼”。同年，孔传锦在呈曲阜衍圣公书中说：“家庙书院，世奉蒸尝，后子姓繁衍，散居杭州省会及金华府属之永康县，并与衢接壤之邻省江西建昌府新城县等处。”可见，永康孔氏已被衢州南宗纳入族亲范围中。
永康孔氏前往曲阜陪祀，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曲阜对此的默认。但默认并不代表公开认可，乾隆二十六年 (1761) 曲阜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仍记载“若钧一传绝”。由此观之，曲阜并未彻底承认永康孔氏。不管怎样，永康孔氏在衢州孔氏帮助下，逐渐取得了其他孔氏的认同。乾隆中叶，句容孔毓文任金衢严道台，就先后拜谒衢州、永康孔氏的宗庙：
余膺简命分巡两浙金衢严三郡务，因获拜南渡祖庙，退与南宗鬯主翰林博士传锦接，甚洽。旋率奉祀生员毓鸾、传金、传柏、广灏等谒余…… 今年 (乾隆三十七年) 春，巡金华，闻盘山之阳吾宗盛，盖自端躬公迁婺之榉岸…… 余因亲谒宗庙，奉祀生员毓鸾暨诸宗人等肃衣冠鹄立，咸秩秩有仪。而宗人更以葺谱商，余谓谱之待续，前已议诸衢。
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东南阙里：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孔毓文所言之修谱，应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衢州孔氏拟将永康孔氏收入族谱，这标志着联宗的完成：
南宗主鬯世袭翰林博士孔为传知事。照得本宗自四十八世祖端友公扈宋南迁以来，迨后族众繁衍，散处四方，与衢杳不相闻，以致谱牒散失，无从考订。查榉溪、大盘、小盘族众系四十八代端躬公之后。本院忝主南宗，深恐宗枝失序，现拟开局纂修，兹据该三处各族房人等来衢核对衢郡谱牒，相符。并会同衢郡、江西各房族面加酌议，应宜联络兴修……该族众人等幸勿观望。
宗族联宗的具体表现为联宗谱或联宗祠，二者居其一，即满足了成功联宗的大致要求。衢州孔氏将永康孔氏载入谱中，永康孔氏也因此得到了承认，道光二十年(1840)庠生卢炳溥为孔氏族谱作序，重申永康孔氏由来为“端躬偕其兄袭封衍圣公讳端友扈从”。
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清代永康孔氏在仕途上仍处边缘位置，而芝英应氏继续保持兴盛态势。张仲礼将绅士分为以举人、进士为代表的上层绅士与以生员为代表的下层绅士。应氏自康熙至光绪间，每朝皆有举人或进士题名中榜，属上层绅士。清代历次《永康县志》编纂皆有应氏参与，把握着永康社会的话语权。而永康孔氏生员则屈指可数，为了改善与应氏关系，孔氏采取联姻方式，据民国永康《孔氏宗谱》记载，雍正时孔毓岳、乾隆时孔传方、孔传淳，娶应氏女为妻，乾隆时孔传淳之女、孔广选之女以及咸丰时孔宪分之女嫁入应氏。联姻现象表明两族之关系已经有所缓和。
晚清永康孔氏开始乘势而上，时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浙江，孔氏协助官府而屡获军功，如孔昭鐟、孔宪经获五品军功，孔宪德获六品军功等。孔宪经于咸丰年间粤匪入境时，“奉台知府韩、仙居县鲍之命令，招募义兵，镇守大盘镇、长坑岭诸要隘，保卫桑梓以御寇氛。后蒙浙省巡抚左宗棠赏五品军功”。反观应氏虽也有军功，但最高为六品，如应学邦、应金泽获六品军功。永康孔氏借助为国平乱的机会获得军功，因此提升了社会地位。
光绪年间，永康生员孔宪成参与《永康县志》编纂，显示该家族已在地方取得一定话语权。该志收录了时任知县郭文翘撰《新立永康孔氏圣裔碑文跋》，描述了孔宪成对“冒认圣裔”翻案所做的努力，并得到衢州五经博士孔庆仪的全力支持：
博士以永康重纂志乘，榉溪茂才孔宪成始与采访，得见志书中《人物门・义行》条，有“应希圣以鬼溪冒认圣裔”字样，乃率宗人奔诉衢州，乞一判白以洗污秽。博士殊为诧异，即移文到县。文翘时知县事，以有信征，移会志局，删除希圣本传及俞柏传“辟冒认圣裔”五字。越月，见学志及明伦堂载有碑石，乃粘抄碑文，复移于博士。博士敦笃宗盟，每自念承袭以来，恪守宫墙，未尝越境，而乃以一本之亲被人诬陷，凿空“冒认”二字，加以石焉，屈抑三百余年。不惮数百里而遥，躬冒暑热兼程而行。见之日，约与戴、施两师台订期。六月二十有六日，招邀城乡人士，将所携衢谱与榉溪谱，齐集明伦堂，互相校对，同出一源，咸无异议。博士复观览碑首“冒认圣裔”字，且其下词语非出自朝廷。议仆之，防微杜渐，以除根株。文翘与两师台怂恿博士自为文，新勒一碑与为对峙，则旧碑不足凭信矣。
引文中的戴、施分别为县儒学教谕戴穗孙、训导施荣绥，两人是光绪方志编纂者。从中可知，知县、衢州孔氏联合两位县志修纂者，否定了之前“冒认圣裔”说，并由孔庆仪写新碑记，立于明伦堂。持续三百年的永康孔氏“冒认圣裔”案被推翻。孔宪成在修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卑县四十七都榉川生员孔宪成职思采访禀明，伊家僻在山隅，耕种为业，向无读书者，其碑之有无莫得而知，不料久被捏诬，已历三百余年”。永康孔氏因“向无读书者”而被捏诬，也表明永康孔氏过去因缺少士人而无话语权。孔宪成在博士孔庆仪的帮助下，得到知县郭文翘、举人陈宪超、贡生潘树棠、贡生陈汝平等地方耆绅支持，永康孔氏“圣裔”身份最终取得了社会接纳。
清末永康孔氏“圣裔”身份之所以得到官民认可，还与国家赋役制度变化有关。此在事后永康县呈递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得比较明白：“盖当时之立碑者为差徭起见。自国朝定鼎以来，所有圣裔旁支仍一律完纳地丁钱粮，是于永邑之丁粮无关出入。”既然不能享有差徭优免的特权，让其回归“圣裔”身份，或许可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也许是郭文翘愿意为之翻案的背后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带头指控孔氏“冒认圣裔”的永康应氏没有参与这些活动。实际上，光绪《永康县志》编纂有四名应姓者，可以肯定其中的应祖勋为应芝人，且与孔宪成同为采访。芝英应氏对榉溪孔氏的做法没有反应，当与衢州孔氏参与翻案有关，这与嘉靖时衢州孔氏不愿发声不同。此次衢州孔氏参与，强化了“南渡圣裔”说的可信度。曲阜也默认衢州孔氏对永康孔氏的承认。因此，应氏顺应潮流，以免因此站在衢州孔氏与县令郭文翘的对立面。当然也不排除联姻在其中起到的缓和作用。
传统社会宗族对祖先谱系的建构，多为“某种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证明和价值来源”。对“圣裔”而言，更是为了维系利益，提升家族成员荣誉感。但谱系建构特别是“圣裔”谱系，不仅是宗族内部事务，更需得到地方社会和官府的认同。孔子后裔自南宋以后，因战乱而流布各地，明代因为“圣裔”享有徭役优免权，各地多有“冒认圣裔”的现象。嘉靖时期，永康县的毛知县与应氏联手，认为孔氏九十七户优免徭役，影响了社会利益公平，遂以“冒认圣裔”的借口，削去其优免权。时孔氏势单力薄，且未得到衢州孔氏支持。入清之后，永康孔氏通过与邻近族人联宗，获得衢州孔氏承认。尽管曲阜孔氏对永康孔氏“圣裔”身份未予公开承认，但却默许了衢州孔氏的运作。在地方社会中，孔氏与对手应氏联姻，主动改善社会关系。咸丰时期，孔氏在抗击太平天国起义中屡立战功，其社会地位日渐上升。光绪时，更有族人参与县志编纂，从文武两个方面渗透到地方社会建设中。衢州孔氏支持其恢复“圣裔”身份，地方官府及绅耆也加入纠偏行列，最终认定“冒认圣裔”为诬捏。此后永康孔氏“南渡圣裔”的历史叙述，渐渐成为地方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地方社会对永康孔氏建构谱系由否定到接纳的过程，体现了永康孔氏社会地位的变迁，动态地反映了宗族建构谱系与地方社会的利益互动关系，揭示了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因利益而不断调整对他族社会身份的认同，民间力量和官府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可以自我调节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