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外院事蹟,内院多不记录,故外院伪孔之事,世所罕知。[84]由於碑文中說遷墓者為“第四院”賢孫,則遷墓者為偽孔文登院後裔,明矣。 aa再次,偽孔所遷之墳當有孔子先世在內。
碑記云:“酂台,近西稍北龍堽原有塋”,所言孔氏先塋的位置與永城古碑及《永城縣誌》所記孔子五代先祖塋墓的位置正相同。至于“龍亢”稱為“龍堽”者,堽即岡也,與亢同音,龍亢即龍堽無疑。又碑記中言及偽孔四人,惟言“二翁”過世,未言其孫孔福德三人之死生。揣其“乘閑共議”之文,似三人當時不僅在世,且遷墳之事亦三人所謀劃。
如是而言,则偽孔所遷之墳,當中自應有孔子五代先人。因為碑記中言及遷墳的情況是“大小諸靈,奉遷於此”,如惟“二翁”一人,則如何可言所遷者為“大小諸靈”呢?同時,據此亦可知1929年永城所出孔子先祖故里碑至少當立碑于金代孔氏先塋被遷之前。
再者,記中“出祖”與“光祖”的“祖”疑當作“柤”。碑文之中,有所謂“出祖”、“有祖”以及“望出光祖”,其義難解。如以“出祖”、“有祖”為人名,則“望出光祖”又解釋不通。如以“出祖”之“祖”為先祖,則“有祖”以及“望出光祖”都解釋不通。《左傳》昭公七年曰:“公將往,夢襄公祖。”杜預注曰:“祖,祭道神。”[85]如依此釋“出祖”為遷墳前祭道神,則“有祖”勉強可通,而“光祖”猶未可通。《周禮•春官•喪祝》云:“及祖,飾館。”鄭玄注引鄭司農曰:“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86]蓋“有祖”之“祖”,本指偽孔後裔遷墳後將要進行埋葬時,所進行的祭祀與禱告,而“出祖”與“光祖”中的“祖”皆當作“柤”,即指酂城而言。蓋因“祖”與“柤”字形相近,碑文又磨滅難識,是故抄錄碑文者乃誤將“出柤”與“光柤”訛錄為“出祖”與“光祖”也。
最後,根據碑記中說遷墳的時間為“於歲辛卯”,可以斷定遷墳的時間為西元1171年。因為宋室南遷之後,金據北土,其年號為“辛卯”者,只有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即西元1171年與金哀宗正大八年,即西元1231年,分別相當於南宋宋孝宗乾道七年與宋理宗紹定四年。
所以斷定遷墳之年為西元1171年者,主要是因為,西元1231年距金國滅亡僅三年,而碑記之中言及金國,了無國運衰亡之象,而多國家昌盛之言,與金哀宗之時不符而與金世宗之時頗合,此一也;
又,碑記中稱孔福德“受到大王令”,金主皆稱帝,惟世宗之前的海陵王稱王,碑記所言“大王”應當只能是指海陵王,立碑之時,孔福德尚在,故孔氏遷墳當去海陵不遠,此二也;
又,據元人脫脫所著《金史》,當海陵王在位後期與金世宗大定前期,金、宋戰事較多,且金人屢獲成功。碑記言孔福德兄弟在戰事中往往“獨顯功能”,“累累成功”,與此間金、宋對峙形勢相合。此三也。
綜上所述,夏邑縣北還鄉里有孔氏先塋,應始于金代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即西元1171年,且為偽孔後人擅自從酂台西北之龍亢遷至夏邑。另,據偽孔所作碑記可知,偽孔也認為孔父嘉遇害後,其子就已出奔。至於明中葉弘治年間,此碑為邑人沉於河底,原因不外兩種可能,
一者,可能是出於對偽孔以假亂真,擅自遷移孔子先塋的憎惡;
二者,可能是為了掩蓋孔子先塋金代始由酂台遷入夏邑的事實。不管怎樣,幸運的是,當黃虎臣等人修志之際,竟還能尋得此碑,並錄其碑文以資後人,使我們得以用之辨明夏邑孔氏先塋的來龍去脈。
不過,有趣的是,在黃虎臣等人修成《夏邑縣誌》約半個多世紀後,到了明代萬曆、天啟年間,夏邑縣卻開始有人出來混淆是非,否定金碑。如民國九年黎德芬等所修《夏邑縣誌》卷一《地理志》於《古跡•還鄉祠》下云:
謹按,孔子還鄉,不見經典,無從攷證。查陳大參陛《還鄉祠記》云:“孔子之先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睪夷四代皆葬祠前後。其後,孔子因祀先還宋,乃茲祠所由得名。宋真宗時,名良彥者還居夏邑。元時,孔思忠避兵山西。清初,孔敬復還夏邑,今司家道口孔姓者,其裔也。”且言來夏在宋時,未嘗言金時之龍堽。然則,金碑所云孔子七十三代孫本貫酂台之龍堽,原有塋,出祖,遷于夏邑還鄉里,似未可據為典要。大抵古聖賢經過之區,後人因景仰而生附會,……姑存其疑,以得合之稽古者。陳陛撰《記》曰:“夏,即古下邑,宋地也。
而夫子自言:‘丘也,殷人也。’故還鄉有祠,杏壇有碑。此其證據之最的者。……按志,孔子之先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金生睪夷,俱微仲後。封公四代,皆葬祠前後,睪夷生防叔,避難山東,越三世生先師。”[87] 據黎德芬所修縣誌卷六《人物•宦跡》,陳陛生於明萬曆、天啟年間,官至天津糧儲道山東右參政,因此上文所謂“陳大參陛”當為“陳右參陛”之偽。[88]黎德芬等人不知真孔、偽孔之分,故不明金碑所言為何事,其存疑待攷,無可厚非。有趣的是,在陳陛之前的嘉靖年間,當黃虎臣等人修志之時,尚不能辨明孔氏先塋所在具體位置,且亦不知塋中所埋竟為孔子先世中的何人,只是懷疑“弗父何、正考父之墓在焉”,怎麼到了陳陛之時,竟敢說塋中所埋為正考父至睪夷這四位孔氏先人呢?
況且,如果他有證據證明他的說法,為什麼他不能在他的《還鄉祠記》中略加陳述呢?很顯然,他是先有了孔防叔由宋國奔魯的判斷,並且為了給夏邑爭取一個孔子祖籍地的榮耀,才杜撰出孔子先世從正考父到睪夷,皆葬於還鄉祠前後的說法。其說純屬無稽之談,然而不幸的是,夏邑後人信之者甚衆,或作碑文,或為祠記以張其說。到了清道光元年,又於還鄉里增建四代祠,遂使陳氏誤說,更加不脛而走,而孔氏由宋出奔始于防叔的誤說,亦因此而更加盛行。陳陛為人剛正,甚有治才,而撰此一說,則實與偽孔同為孔氏之罪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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