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与孔子——张晚林2

二、晏子与孔子之区别
       孔子是鲁国的大贤，晏子是齐国的贤相，但孔子在鲁国并没有被重用，尽管也做过几任长官，而晏子却得到了齐国三代君主之器重，且一直高居相位。可见，二人的政治遭遇迥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晏子的实际政治作为与影响远远超过了孔子。但为什么晏子在历史上的影响却不能望孔子之项背呢？由此，我们进一步来说说晏子与孔子的区别。
       晏子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的很多思想与行为影响了齐国当时的政治，他的优长在这里，但他的限制也在这里。正因为晏子是一个颇得君主重用的政治家，于是，他的眼光就局限在政治领域，乃至是齐国自身的利益，而很难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思考政治自身的问题。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间。（《晏子春秋》卷八第六）
       为了使鲁国不至于对齐国构成威胁，以这种阴险小人之方法使孔子受困而不能重用，可谓有失一个纯正政治家的风范，且有损自家之德行。这与孔子的胸怀可谓相隔天壤：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告诉齐景公，秦穆公之所以能使偏远的秦国称霸，就是敢于启用百里奚这样的人才，这是暗示景公当举拔贤能。孔子没有因为要照顾到鲁国的利益而告知齐国以偏邪之道，继而削弱齐国。孔子之周游列国，乃以天下之情怀而欲行政治自身之道（即王道），非像晏子那样以一国之强大为务也。正因为晏子是一个太过现实的政治家，因此，他便不能理解孔子所崇尚的礼乐文化所代表的教化意义。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儒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晏子春秋》卷八第一）　　
      晏子以为，孔子所代表的礼乐文化不但繁文缛节，不易于教化百姓，且造成极大的浪费，“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他的这些观点，貌似墨家。所以，很多人把晏子归于墨家。实际上，晏子的上述观点尽管与墨家相似，但晏子自身并不是墨家。晏子乃基于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的眼光才说出那些话的，他乃是从自身的节俭出发来反对礼乐之繁琐、厚葬、久丧等儒家习俗的，这就显得较为浅薄。晏子由此而反对齐景公赐封地给孔子进行政治试验，孔子亦不得不去齐反鲁，因为晏子这段话以后，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彻底改变了。尽管晏子是一位贤相，但却只就具体的事自身发言，很少考虑文化对于一般百姓的性情养成之关系。晏子自身的行为足以为世人楷模，但他也只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而不能在文化上所有建树。因此，《晏子春秋》尽管有八卷，但所载都是单个事件的讽谏、劝诫与教诲，而学理上鲜有阐发。晏子始终只是“事”的精神，而无“理”与“学”的精神，故晏子虽位高权重，但却无人传承其学与精神。晏子死后，齐国很快发生了弑君之乱。这些都与晏子没有培养后学有关。我们反观孔子。孔子虽然未被鲁君重用，乃至没有被列国之君王看重，但孔子一直注意文化的传承，在孔子看来，文化的传承比纯粹的政治作为更重要。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上面两句话深刻地说明了孔子认为文化学术重于政治作为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孔子一生注重辟坛讲学，开园授徒。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赖孔子之整理与传授得以流传，既而影响政治。其弟子有的甚至成为帝王师，如子夏之于魏文侯。孔子死后，其弟子传承其学，终至蔚为大观，成为华夏文化之主体精神。时人正是从文化上看孔子之业绩的：夫子适周见苌弘。……刘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诸侯力争。孔丘布衣，圣将安施？”苌弘曰：“尧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坠，礼乐崩丧，亦正其统纪而已矣。”既而夫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孔丛子·嘉言》）　　
      “圣”不一定要在时政上有所作为，正道统、开人文以待后世，其意义无疑更大。这是孔子与晏子最大的不同所在，也是孔子超越晏子的精神所在。孟子与其门人公孙丑曾有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之所以不高看管仲与晏子，就是因为他们是纯粹的政治家，而他之所以要私淑孔子为弟子，就是因为孔子的精神代表了文化理想。荀子曰：“晏子，功用之臣也。”荀子认为晏子连子产、管仲都不及，而管仲也不过是“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荀子·大略》）之野人。可见，荀子对晏子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这些话在《晏子春秋》中绝无所见，两相计较，不可同日语也，尽管晏子是了不起的政治家。
孔子给弟子们授课
三、从晏子与孔子在后世之不同影响看文化传承之重要性
       晏子在当时是杰出的政治家，尽管孔子之名声其时亦非小也，但作为晏子之后辈小生，晏子未必能正视与推知孔子之作为及其意义，故其小看孔子亦宜也。晏子以其高洁孤忠之情怀竭力辅佐齐国三代君王，可谓臣子之冠冕也。然晏子一生无著述说其治，亦无门人传其学，其生命终结，其政治事业亦随之已矣。无著述、无门人，说明晏子并无政治理想以期传之后世，只有“事”之究竟，而无“理”与“学”之发越，以此较之孔子，可谓霄壤云泥也。孔子游列国，说诸侯，不务一国一事，欲以高远之理想平治天下；讲道德，授门徒，不究一时一世，欲以永恒之人道弘扬文化；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最后蔚为吾华夏文明之集大成者；善恶因之而判，人禽由此而辨，“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岂虚美也哉？！由是观之，人生在世固当有所作为，然作为不当仅限于“事”之精神，须至于“理”与“学”之高度，以传承人道与文化。程子曰：“泰山虽高矣，绝顶之外，无预乎山也。唐虞事业,自尧舜观之，亦犹一点浮云过于太虚耳。”（《二程粹言·圣贤》）无论事业多么伟大，亦不过浮云过太虚耳，唯道统与文化之传承才能历久弥新、高明悠远也。
       太史公之赞晏子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此不过为其德行人格所感动耳。然其赞孔子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世之事业，固遭险阻而有限，然其文化之流泽，岂止传十余世，必至千万世矣。
       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嘻，知道之言也。